（三）人物评论

　　除作品研究问题之外，“文集”的“人物篇”还收入5篇关于中外音乐家的评述文章。钱先生在音乐评论方面颇有名望，她于本科毕业后曾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记者达6年时间，通过敏锐的眼光捕捉音乐家与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注老艺术家是“文集”之“人物篇”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对一些人们并不熟悉或逐渐淡忘的老艺术家生平及成就的史料考察，让读者洞察史实。此外，通过现场采访或历史追踪，如实记载、中肯评价中外著名音乐家如冼星海、丁善德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人物篇”的文章特点所在。从最早发表于1985年的《冼星海与他的法国老师杜卡》到2005年发表的《丁善德先生的人格魅力》，这项工作在钱先生的学术生活中从未中断过，充分显示出一名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与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

　　二

　　“文集”是钱先生几十年潜心音乐研究的心血结晶。捧读《文集》，在感受其知识性、理论性、实践性的同时，笔者认为，该文集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一，胡适先生曾经说：“为学当如金字塔，既能博大又能高”。钱仁康先生以此为其治学之座右铭，钱亦平先生做学问亦是如此。先是从“博”上下功夫。她从事的外国作曲家与作品研究，注重打破学科之界限。不仅将音乐分析与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批评等诸多音乐学科相结合，而且挣脱艺术学科的樊篱，寻求与诗歌、历史等其他诸多学科的融合，形成一种宽泛博通式的音乐分析观。“文集”中的交响诗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文学文本到音乐文本，从音乐史学到音乐本体分析再到美学评价，夹叙夹论，在一个无限广阔的视野背景上，来阐述他对交响诗结构问题的认识。“文集”的体裁研究，如仅从中世纪的经文歌体裁开始算起至19世纪末的交响诗体裁，时间跨度达千年之久，其间涌现出的体裁种类、作曲家与作品的数量浩如烟海，要想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非得厚积，方有薄发。钱先生的“博”还反映在她博泛的兴趣取向。她早年发表的论著涉猎非常广泛，有《德沃扎克-民族乐派的杰出代表》、《德彪西钢琴曲选》、《斯克里亚宾钢琴练习曲26首》、《钱仁康音乐文选》、《今日权威碟评》、《莫斯科金秋音乐盛会》等，内容涉及人物传记、音乐会乐评、碟评、乐谱评注、音乐辞典词条编撰、俄语翻译等多方面的领域。

　　钱仁康先生认为：“博大”是“高”的基础，就像一座高层建筑，没有广阔的基础是高不起来的。钱亦平先生正是在这种博大的知识库存下，她的学术成就才显出“高度”。这点我们在阅读“文集”时是深有体会的。她研究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能语简意赅、发人所未发的提出：“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普遍体现出恰尔达什舞曲的结构特征，其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有8首采用恰尔达什结构，7首采用类恰尔达斯结构，5首采用非恰尔达斯结构……”。而在对李斯特《第二匈牙利狂想曲》的结构分析中，评析众家之说，广泛列举前人对该作品的种种分析结果，又能自成一体，给出自己的学术观点等。真正的学者，未有不博而能专者也。

　　其二，钱亦平先生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踏实严谨治学作风在“文集”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钱先生对于自己尚未分析过的作品或未做全面分析的作品从不轻易下结论。“文集”中，作者不管是对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共26首），或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共19首）等的分析，总是整套作品无一遗漏地逐首分析，她认为只有这样，得出的结论才客观和真实。由此，在她做出每一个结论之前，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伏案研究。她常在课堂上开玩笑地说：“台上两分钟，台下数年功”。而对于前人或“权威”的作品分析结论，钱先生一方面表示高度的尊重，在引用他人结论时总是严谨地标明该理论的出处；另一方面，她又不唯书、不唯师，在严谨踏实的求索之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以“文集”的《自由曲式的结构原则》一文中对“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第二乐章”的分析为例，她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导师钱仁康先生和赫洛波娃教授都认为是省略展开部的奏鸣曲式，但她在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呈示部的F大调主题与#f小调的副题在再现时分别由bA大调的主题与a小调的副题所替代，这里已无所谓调性回归，奏鸣曲式最重要的结构原则之一调性回归原则在该作品中失效，由此她认为该乐章作为有序的自由曲式更为适当。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实”和结论提出时表现出的“敢”是其自身学术成果不断前进的前提，也是我们后学者好生学习的榜样。

　　其三，淡定从容的气性，朴素平实的文风。读钱先生的“文集”，从头至尾没有惊听回视之论，有一份事实，说一分道理，朴实至极点，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淡定和自信。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先生认为写文章有四种境界：深入浅出、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其中深入浅出则是学术论著的最佳境界。用朴实的文字表达复杂的内容，即便是最迟钝的读者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明白某些复杂的道理，于平易中见深邃的贴体精当，娓娓叙述中见丰富、严密与力度，这才是写书的高上境界。想到我们当前学术界一些论文或著作充斥着各种时髦的名词，兜售学术概念，似乎越让人看不懂，就越显得深奥。从这点来说，钱先生的“文集”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三

　　钱先生自幼浸染于良好的音乐家庭环境中，又师承名门，主修过钢琴、作曲、西方音乐史，担任过音乐编辑、记者。1979年起师从其父著名音乐学家钱仁康先生攻读音乐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1990年赴莫斯科随著名音乐理论家瓦.尼.赫洛波娃继续深造作品分析。扎实的作曲技术理论基础和深厚的音乐史学功底及文化修养，使得她从事的音乐分析，能以史为鉴，贯通分析，融史学、作曲技法及音乐审美与一炉。著名音乐分析学家彦-本特（Ian Bent）在撰写《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的“Analysis”词条时即指出：“音乐分析这个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理解，它是撇开音乐的外在因素，而以音乐本体为其起点的一种研究。而从广义来理解，音乐分析则包含许多不同的音乐行为，它涉及到对音乐本质、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人类智力活动对音乐的影响等根本迥异的观点……，音乐分析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美学所关心的内容有着诸多共同点…”。从这点上来说，两位学者虽然远隔万里，但对音乐分析的理解上却达到高度的一致。

　　如今，钱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但仍然孜孜于学术、教学的第一线。“文集”仅仅是钱先生阶段性的成果总结，在该阶段中钱先生关注的重心偏向于西方浪漫时期之前的作曲家与作品分析研究。在钱先生看来，只有尊重历史，整理、吸收、领悟过去的音乐文化遗产，才能更好面向现在和将来，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且持久不断地进行下去。但作为一个视野开阔和有使命感的学者来说，开拓学科的研究领域，促进学科发展和学术建设，关注与把握现当代的音乐分析趋向也至关重要。由此，近几年来，钱先生或是自己亲自着手，翻译引进国外最前沿的音乐分析理念，如她译的《古柏杜林娜1/4音体系、为长笛、弦乐和打击乐器而作的音乐》、赫洛波娃的《二十世纪下半叶音乐的曲式分类》等，以及她申报的教育部重点课题《曲式发展史纲要》也在紧张的写作中；或是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广开思路、积极创新，论文选题涉及二十世纪现当代各中外作曲家与作品等，为学科的发展先生可谓是熬心费力。多年以来，钱先生在为学，治学与教学上勤谨耕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一直在和癌症病魔作斗争。在此，我们衷心祝愿钱先生能够身体康健，并期待拜读她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