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刊出了对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专访，专访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何院士对矿难的看法。何院士的观点是，中国如今的矿难频发难止，平均每天死亡超过100人，“这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何院士声称“只能怪他们不幸生于中国”。

　 矿难不止源于老百姓太穷？这让人想起前不久北大教授林毅夫的观点：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当下中国社会似乎游荡着一种理论幽灵，即利用精英话语霸权遮蔽权贵的道德责任，把诸种矛盾推给无力表达的穷人，归咎于“穷人太穷”的现实国情。

　 穷人太穷，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这是社会的不幸，更是人的不幸，但能用这个不幸的现实来解释“矿难不可避免”吗？能让这些最不幸的人承担“避免矿难”的道德责任吗？“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是社会的耻辱还是穷人的耻辱？

　 写到这里，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玛蒂亚·森关于“应得权利”的观点。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饥荒，导致底层人民的不幸？森通过研究发现，用缺乏食品来解释饥荒是行不通的，历史上所以有许多饥荒发生，并不是因为物品十分匮乏，而是因为社会藩篱的存在，弱势群体对食品的应得权利得不到制度安排的保护，于是就发生了一方面食品并不缺乏，一方面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大规模因饥饿而死亡的人道灾难。森发现，基于应得权利的制度化，民主制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贫困，根本上是应得权利的贫困。

　 矿难，与饥荒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同构性。用森的应得权利理论审视矿难可知：正是矿工应得权利的贫困，而不是矿工本身的贫困，才导致了矿难频发。正如饥荒的发生机制那样，物质贫穷并不必然导致矿难，只有权利贫困才必然引发矿难。

　 基于生活的贫困，穷人应该享有这样一项应得权利：免于“较低工资、较危险工作条件”的强制——也就是说，应该让他们免于在“要么全家饿死”与“要么从事高危工作”间进行两难选择。物质的极端贫困，决定了他们的选择空间非常小、选择自由非常贫困。有学者形容穷人的脆弱“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他们缺乏与老板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这方面，政府应该承担起积极的监管责任，保证穷人能有一种安全的工作环境。

　 歹徒用刀逼着你，要么交出钱，要么就选择死——看起来你似乎有选择的自由，其实你并无选择。同样，贫穷的矿工面对危险的矿井也是如此。一个负责任的安全部门，是不会置矿工于这种弱势的选择地位的。而何院士“穷人太穷使矿难不可避免”的逻辑起点，恰恰是置矿工于两难困境中，应得权利被遮蔽。

　 物质上的贫困，表明穷人已经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是不应该承担起“避免矿难”的道德责任的。相反，“避免矿难”应该是穷人“坐享其成”的一种应得权利。那些处于优势地位的部门和人，从矿长，到地方政府，到监管部门，才是“避免矿难”的积极责任者，他们有责任通过制度安排保障矿工的生命安全。陷矿工于危境，就是他们的失职，把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矿工拉上“安全自负”的责任烤架，这是非常可耻的。

　 中国煤矿安全处于失控状态，归咎于穷人的物质贫困，还是应得权利的贫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如果是前者，穷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是后者，矿主和安全监管部门应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是前者，中国矿难的抑制将遥遥无期，因为穷人的脱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如果清楚地看到后者，看到穷人应得权利的贫困，遏制矿难才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