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4期学习时报载文称，十六届五中全会发出的强烈信号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力图在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而让更多的穷人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的目标要求重新分配政府的资源，对于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更多的转移支付。财政政策则成为政府实现其目标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间的财政体系在影响收入分配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改革财政体制因而成为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伴随特征是地区之间表现出的“俱乐部趋同”态势：东部省份共同向一个高位迈进，中西部地区省份在共同陷入一个低水平位置，也就是说，从地区角度来看，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地区之间尤其是东部和中西部而不是地区内部的差距构成。实际上，京津冀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就占到了全国的近半壁江山。

    应该注意到，地区差距有其深刻的财政体制背景。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一个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发生的。20多年来，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经历了1980年代的收入分成、放权和1994年重新提高中央财政比重的“分税制”改革两大阶段。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体制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收入比重，但却牺牲了中央财政的重要性。到1993年，中央政府在全部税收中所占的比重从80年代中期的40%下降到了20%。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比重因此就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要初衷，而改革的另一个目标是希望建立一个有助于缩小地区不平衡的财政体制。

    中国以分权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显然剧烈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模式。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把更多的权力转移给地方政府，产生了类似于蒂博特(Tiebout)1956年提出的“联邦制”的地区分权制度，地方政府为了引进私人资本(包括吸引外资)发展地方经济而展开激励的相互竞争，从而促进了市场化进程和效率改善。

    文章指出，分税制强化了中央对税收的控制，但没有改变原有的支出责任分配，这样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垂直向的财政缺口，必须由转移支付来填补，而如何处理富裕省份的抵制将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此外，虽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迅速，但是整个税收规模依然较低，只有GDP的20%左右，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差异性强、以及还需要为国有企业改革、银行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提供大量资金的政府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太低了。

    其次，要实施更平衡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就必须对现有的政府间财政体系进行根本的改革；首要的一点是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把提供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确立支出责任之后，再相应地重新调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现行的整个转移支付体制也需要改革，从特定的补贴转向一般性的转移和收入分配制度。

    最后，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政府应该努力减少地方政府对商品和要素在地区之间流动的控制力；而困难在于，当中央政府这样努力时，应该同时尽力避免重新回到原有的无效率的中央集中计划体制。只有同时做到这两点，政府层次上的改革才能享受地区间竞争所带来的最佳好处，而限制人为扭曲所导致的危害。(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