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以现代京剧《沙家浜》为范本创作了一部交响音乐《沙家浜》，后又决定从乐团演奏员中推荐出包括胡炳旭在内的三位队员进行考核，评选出一人上岗担任《沙家浜》的指挥。从未摸过指挥棒的胡炳旭经过三天的准备，担任了由90人的交响乐队、十数位京剧文武场乐队以及80人的合唱队组成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指挥。1966年6月28日，胡炳旭放下双簧管，拿起指挥棒，开启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指挥生涯。

　　“三部曲”步入指挥殿堂

　　翻开胡炳旭的艺术档案，我们能够得知，他从1955年考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到本科毕业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的前后十年里，都是双簧管专业。

　　然而，为完成《沙家浜》的排练任务，他努力学习京剧音乐，熟悉文场“三大件”包腔程序和武场“锣鼓经”板式结构，拜访京剧名师，研究乐队总谱，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经过数月艰辛排练磨合，交响音乐《沙家浜》于1966年7月在京成功首演，引起了轰动，胡炳旭也因成功指挥交响音乐《沙家浜》，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1968年，上海京剧团创作排练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负责该剧音乐创作的音乐家于会咏带领《智取威虎山》剧组的全体人员晋京进行加工排练，这是自“四大徽班”进京200年来，第一次在京剧乐队加入了西洋乐器，成为中西混合乐队伴奏的第一部现代京剧，也是中国戏曲历史上一次前无古人的创新和革命。当时，剧组急需一位既熟悉京剧音乐，又能驾驭交响乐队的指挥。《智取威虎山》的创编者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胡炳旭，加上李德伦的郑重推荐，胡炳旭被上海京剧团特邀为《智取威虎山》的乐队指挥。同年，《智取威虎山》在京首演成功，并推向全国。1972年，又一部现代京剧《杜鹃山》在北京京剧院开始排练，该剧院的多位指挥虽然对京剧音乐比较熟悉，但缺乏驾驭交响乐队的经验，由此影响了排练的进程。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咏再次想到了胡炳旭。1972年，《杜鹃山》在京成功首演。

　　回顾胡炳旭从1966年担任交响音乐《沙家浜》指挥，1968年担任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乐队指挥和1972年再次出任京剧《杜鹃山》的指挥，6年间完成了现代京剧“三部曲”的指挥。由于他的聪慧和勤奋，对京剧音乐的韵腔和戏曲板式结构的深入学习探究以及在管弦乐队里积累的演奏经验，他有效地将富有交响性的西洋管弦乐队融入戏曲表演之中，突破了只用三大件包腔的传统伴奏模式，使中国京剧艺术焕发出了新的时代风貌气质。胡炳旭也由此与京剧结下了不结之缘，他的“三部曲”指挥历程，赢得了音乐界、指挥界、戏曲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并被界内誉为“京剧指挥第一人”。

　　1976年在完成《杜鹃山》的电影拍摄之后，胡炳旭因工作需要先后被调入中央歌剧院、中央芭蕾舞团，连续指挥歌剧《茶花女》、《一百个新娘》、《货郎与小姐》，舞剧《天鹅湖》、《拾玉镯》等中外名著。此时的胡炳旭成了京城最繁忙的指挥家。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又应邀与不少著名导演和作曲家合作，指挥了大量的影视音乐录制工程，诸如，电影《开国大典》、《霸王别姬》，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80余部影视作品。这期间他还应邀与荷兰菲利普公司合作，在中国录制发行了《京胡协奏曲》、《吕思清小提琴协奏曲》专辑；与京剧、说唱名家梅葆玖、梅葆玥、骆玉笙等40位名家合作演出《南腔北调大汇唱》及名歌唱家《中国民歌大汇唱》、《世界名曲大汇唱》等。

　　胡炳旭在界内虽有很高的声望，但他从不以指挥大家自居，与他合作的乐团、演奏员和作曲家都称他豪爽、谦和、平易近人。

　　作曲家赵季平这样评述他：“胡炳旭是我的兄长，也是我事业上的亲密合作者。记得三十年前我们第一次合作是1986年的一部香港电影《天菩萨》，他指挥中央乐团出色完成了电影的录音，至此我们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合作了数十部影视剧音乐的录制，为这些影片增光添彩。2000年后，他指挥了我的许多器乐作品音乐会，炳旭热情、严谨、准确又极富音乐神韵的指挥技术，能迅速调动乐队演奏员与合唱队，使音乐变得多彩而充满生机。当音乐响起时他依然像年轻人一般朝气蓬勃、童心未泯。”

　　结缘民族管弦乐

　　1993年，应中央民族乐团的邀请，胡炳旭跨入民族管弦乐的指挥领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一连策划创排了三套不同风格作品的专场音乐会，赴台北、台中、台南巡演，一时轰动全台湾，打开了海峡两岸民乐交流的新局面。同年，胡炳旭被正式调任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期间，他打破乐团一成不变的规章制度，通过考核竞争上岗，考核成绩和本人在乐队中的座次挂钩；提拔年轻人竞争上岗，推出多位新人担任独奏，极大的推动了乐团演奏员的进取心。

　　1995年他率团赴香港演出而轰动全港，掀起了全港学习中乐的热潮。特别是1996年他率团赴美国在18个城市巡演期间，在卡内基音乐厅与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合作首演，旅美作曲家盛宗亮创作的具有中国京剧元素的大提琴协奏曲《春梦》。具有厚重中国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将军令》和富有民族性、交响性的交响诗《嘎达梅林》在音乐会中共同呈现，《嘎达梅林》的作者、蒙古族作曲家辛沪光现场观赏后，拉着胡炳旭的手说：“没想到用民族乐队演奏的《嘎达梅林》比管弦乐队的还要感动我”。这是中国民族音乐第一次走进世界音乐殿堂卡内基音乐厅的历史纪实。

　　1997年，胡炳旭被新加坡政府聘请为新加坡华乐团首任总监和首席指挥，他回忆说：“我接手的是一支原为人民协会华乐团改组的新加坡华乐团，在我上任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全团仅有十余位乐手，每年只有一场演出。为重新组建华乐团，我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邀请李宝顺、朱霖、黄桂芳、赵建华、张彬、尹志扬、翟建青等高手加盟，按职业化乐团严格管理训练。”创团一年半，乐团的水平迅速提升，并先后赴北京、上海、台北演出，获得极大成功。从此新加坡华乐团被誉为亚洲兴起的一流华乐团，这一荣誉无疑与首任总监胡炳旭的辛劳分不开。

　　新世纪以来，他回国于2001年应聘担任广州民族乐团音乐总监、首席指挥，将一支以歌舞伴奏为主的民乐队，整治升格为一个60余人编制齐全的职业化民族管弦乐团。

　　胡炳旭的指挥风格是稳、准、快、神，品味是典雅质朴，对不同乐种、不同编制规格乐队的整合，对不同风格作品的处理和诠释，总能透彻地表达出他的音乐理解，带给观众听觉、视觉美的感悟和震撼。他指挥技艺充满激情，并将激情融入理智和美学的理念，令人回味陶醉。

　　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评价：“我近几年多次听赏过胡炳旭指挥的专场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每次听完都有新的感受，并情不自禁地激起我在现场发出一次又一次的赞叹。这样的艺术感染力来自哪里？我以为，一方面凭借他五十年间在指挥各种类型、各种规模乐队的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更得益于他高超的指挥才艺和乐队感。这种才艺和‘乐队感’使乐队从头至尾都与他保持高度的默契和互动，让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演奏得完美、精彩而富有激情。他对作品的每一细节都绝不轻易地一带而过，而要求自己做到收放有致，对比适度，在尊重乐曲原有结构逻辑的前提下进行二度创作，使乐队获得最大的表现力。胡炳旭常常在有限的排练时间内，很快地让乐队发生‘质’的改变，给人以‘焕然一新’之感，这就是他‘快手’、‘神手’的功夫，这种能力更是来自他数十年对指挥艺术始终如一的敬业、勤勉和执着精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