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我高度评价，奉为教本，并多次向音乐界朋友推荐的绝佳乐论，曾先后刊载于台湾《音乐日刊》、大陆《人民音乐》、《香港文艺》、台湾《省交乐讯》及美国环球弦乐爱好者协会的杂志《桥》。这里转为大陆通用的简化字，人名、曲名仍旧保留原稿中台湾通用的音译汉字。 ——鲍元恺

　　一、音乐，感情的语言，心灵的呼声也。其万能，不如文学；其有形，不若美术。然而，不借景而直接抒情，无形貌而神韵俱在，则为文学美术所不及；登峰造极作品的出现，也较文学美术为晚。

　　二、音乐之美，首在意境。意境之美，崇高第一，童真第二，高贵第三，奋发第四，深情第五，豪放第六，淡雅第七，悲凉第八，绚烂第九，空灵第十，欢娱第十一，哀伤第十二，粗犷第十三，异族情调第十四，描模自然第十五。　

　　三、意境之美，必配以形式之美。形式之美，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者有旋律之美和纯声音之美；虽难解但仍可分析者有精确之美、变化发展之美、和声对位之美、配声配器之美、曲式结构之美；此外，尚有外在形式体裁，如歌剧之美、交响乐之美，弦乐四重奏之美等。　

　　四、意境与形式，犹如人之精神与身体，内涵与外貌，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相互成就。

　　五、音乐艺术的一大特点是抽象。听同一首乐曲，甲的感受是慈母哄儿，乙的联想是山明水秀，丙却说那是情人私语。正所谓“作者不必有此意，而读者未尝不可作如是想（缪钺“诗词散论”）”。绝对音乐、无标题音乐的好处高处，就在于给听众极大的感受与想像空间。

　　六、文学美术创作，均由作者一手完成。音乐创作，作曲者却只能完成一半，另一半要由唱奏者来完成。这真是天下作曲者的一大不幸与一大幸事。不幸者，要靠人、求人、等人，其苦有过于单思单恋；幸者，一旦遇到合意的“另一半”，其快乐或甚于小登科。

　　七、作曲家只给予作品骨肉，唱奏家才能赋予作品神韵生命。

　　八、久闻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之大名，先后买过当代两位最红的年青辈大提琴家之唱片来听。可是，一张是始终没听完一首便关机，另一张只是不觉讨厌而已。直至后来买到Fournier演奏的唱片，一听便被迷住，忍不住一听再听，前后听了不下数十次，还觉得听不够。这才知道，原来巴赫的作品有这样美！

　　九、Helen Keller 小姐有句名言：“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靠心灵去感受。”音乐中的意境之美，就是最美丽的东西。可惜学院派的音乐教授和教科书，大都只讲道，以至令最好最美的东西逐渐失落，不为当代人所珍惜珍重。

　　十、祷告的声音，是最美的声音；祷告的音乐，是最美的音乐。舒伯特的“圣母颂”、普契尼的“为了爱情，为了艺术”、布鲁赫的“晚祷”，其动人心弦的力量，都不单是来自纯声音之美，而是同时来自圣洁的情感。

　　十一、拉威尔的“小丑的晨歌”一曲，听钢琴原作，不大听得出味道，听其管弦乐改编曲，则有如看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展览，每一句，每一个音都充满夺人心魄的奇光异彩。有人用独奏乐器的语言写管弦乐曲，有人用管弦乐曲的语言写独奏曲，拉威尔无疑是后者。

　　十二、拉威尔的“波丽露”，固然是配器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旋律、节奏的典范之作。如果没有那样一段色彩和节奏均变化多端，令人百听不厌、百听不明（如不是看着谱硬背，相信一般人听上一百次也无法准确地把谱记出来）的旋律，单凭在配器和声上变换花样，该曲不会如此精彩。

　　十三、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谱上复杂、音符很多，但效果常不大出得来。他喜用快速、短音、高音，跟华格纳正好相反。华氏喜用慢速、长音、低音。以招式的变化论，也许二人不分高下。如以招式的威力论，则华氏遥遥领先，非史氏可比。

　　十四、偶与书画家张弘、徐云叔谈及书画雅俗高低的缘由。张说“不自然的东西一定俗”。徐说“太容易做到的东西不会高”。合二人之说，则是“技艺高而出乎自然，等于高雅”。用此标准评乐，不也正适合么？

　　十五、听史特拉文斯基的“火鸟”和“春之祭”，深觉史氏真是不世出的奇才。难到极点，新到极点，效果好到极点的招式，在他手里使出来，就好像流水从高处向低处流一样自然、容易。对庸才如阿镗者来说，连模仿他，偷学他的东西，都极不容易呢！

　　十六、史氏的“火鸟”全曲原谱与组曲曲谱，在配器和记谱上都有不少不同之处。此事至少说明一点：史氏创作精益求精，一改再改，绝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之处。真是“那里有天才”之又一例证。

　　十七、对着总谱细听亨德尔的“弥赛亚”，完全服了。其音乐精神的向上，对位的巧妙，结构的精密，内涵的充实，素材的简炼，恐怕三百年后的今人，也没有一个能写得出来。难怪有人悲观地断定，时至今日，古典音乐在创作上已难有作为，能有作为的只有唱奏和欣赏。

　　十八、听巴赫的“马太受难乐”和“B小调弥撒曲”，觉得巴赫的音乐无疑比亨德尔的音乐更严谨、更复杂、更精妙，但旋律却不及亨的优美、活泼、雅俗共赏。也许，巴赫比亨德尔更神圣，亨德尔却比巴哈更易令人亲近。　　

　　十九、试模仿巴赫、亨德尔的赋格式合唱曲，自己来写几句，发现那是难似登天，不大好玩的事。其情形跟金庸在“侠客行”中描写那些功力不够的人，硬看极其高深的武功图谱，一个个变得昏头昏脑，以至倒下、发狂、发疯，颇有点类似。

　　二十、一般歌曲，是一段定江山——只要有一段写得精彩，整首歌就立得住。可是赋格曲，却是一句定江山——整首曲子，都是根据这一句衍生、发展、变化出来。如这一句立不住，整首曲子也就立不住了。如此说来，赋格曲固然在技巧上是登峰造极的形式，可是，“智”的成份往往多于“心”的成份，所以不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以至逐渐式微。这种对格律的要求比我国的七言律诗还要严格的形式，只有在少数几位真正大师手里，才能成为心、智、情、理兼具的乐苑奇葩。

　　二十一、听贝多芬的所罗门弥撒曲，有点受不了那种神经质和粗暴。宗教合唱音乐，也许巴哈和亨德尔已到达顶峰，后来者已无人可跟他们在“正宗”、“正格”上相比。可是，“偏锋”、“变格”要与“正宗”、“正格”争一夕长短，谈何容易！

　　二十二、布拉姆兹的德国安魂曲，美到了极点。用这样美的音乐来悼念、陪伴死者，真是人类文明登峰造极的表现。比起中国传统追悼死者的恐怖气氛和凄厉哭声来，文明太多了。

　　二十三、常听到“流行歌曲与艺术歌曲的分别在那里”一类问题，甚至听到“艺术歌曲应向流行歌曲靠拢、学习”一类建议。其实，只要把常用来形容好的艺术歌曲之词语，如“崇高”、“高贵”、“深厚”、“震撼人心”等，与常用来形容好的流行歌曲之词语，如“够劲”、“好甜”、“有磁性”、“一听就会唱”等加以比较，便可明白二者之分别。至于二者是否应该和能够互相靠近、溶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人都有两面，一面是动物性的，如食、色、玩乐；另一面是精神性的，如宗教、文化、伦理。一万年后，二者还是会并存，决不会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