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泽征尔到底是怎么听的<二泉映月>？》一文在《音乐周报》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本文依从网友要求，对前文提问作答，我认为，“跪着听”一说，纯属是文化的误会。

　　“跪着听”一说，最早是Z君在1993年纪念阿炳活动的发言中提到的（见《阿炳论》），但原文只是说“要跪”实际并未“跪”。不过，Z君发言中确实提到小泽说“应该跪着听”，并在“要跪”一词后说：“我拉着他的手又把他扶在座位上”。这很可能是产生大量误读的根源。但更主要的是，Z君自己也误读了小泽的行为。

　　首先，Z君在说小泽要“跪着听”时还提到小泽自己也说：“如果我听了这次演奏，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并没有理解这首音乐。”请注意，后者是加了引号的。也就是说，前者即“应跪着听”、“要跪”不是小泽的原话，都是自己的理解，且再没第二个证据印证，而后者却有多重证据印证，于是，对前者的怀疑便产生了。

　　证据一：1979年指挥家郑小瑛和韩中杰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引号中的意思。如果小泽真说过“应跪着听”，两位指挥家的文章不该不提这个。尤其韩中杰的文章还提到小泽和他“一起骑自行车去排练场”、“在（韩）家里住了一夜”、“小泽和我们一起包饺子”、“一起散步”等生活细节的描述，如此密切接触者不知道这个信息令人费解。如果小泽当时只对Z君一个人私下说，那为何后半句早被早于Z君15前两个指挥家同时提到了呢？

　　证据二：小泽当年是受吴祖强邀请来给中央院学生指点的，但他也从未提到“应跪着听”。

　　证据三：《小演奏家》连载小泽自传文章中，对有关“跪着听”的事只字未提。

　　证据四：小泽当年感动流泪的镜头被日本记者捕捉并以《小泽先生感动的泪》在《朝日新闻》上报道，应该说，记者对吸引人眼球的字样是最在意的，但他为何不写成《感动地跪》呢？

　　证据五：当年中国记者的专访也没提到“跪”的事（见《国外音乐资料》）。

　　证据六：小泽此后还曾接受过中国记者的数次采访，但都未提及“跪”的事。

　　其次，在所有密切接触者中，姜建华是最应该去张扬这个“应跪着听”的说辞，因为这句话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夸赞她的演奏。但姜建华在自己自传性文章《琴弦上的人生》（2002年）中只提到小泽“感动得热泪盈眶”（证据七）。她是傻吗？NO！她后来去了日本懂了日本文化。同样是长期旅居日本的琵琶演奏专家涂善祥在看到我的文章后留言道：“小泽的话应译成：‘听二泉映月应正座听’！”此话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正座”，即双腿跪地，臀部落在双脚跟部，上身挺拔。中国史前古代男女下身都穿裙子但不穿内裤。由于怕“走光”，所以发明“正座”。后时代虽有进步，但由于还没有现在概念的桌椅，这种“正座”一直保留到隋代。孔子当年讲学就是这种坐姿，后流行于汉代，笔者所在地徐州的北洞山就曾出土过西汉墓中“正座”演奏的抚瑟俑。

　　后这“正座”传入日本（史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进而演变成其传统礼仪。日本的坐姿有正座、割座、横座、胡座、体育座、长座，其中最正规的是“正座”，所以叫“正确的坐，端坐。”（见《日本国语大辞典》）因此，对我们来说是“跪”而日本却叫郑重的“坐”。此礼日本学生从小就开始训练，喜剧艺术“狂言”演员也是。中国的某越剧团为了演好日本名剧《春琴抄》，演员还专门苦练这“坐”。缘自中国“三弦”的日本“三味线”演奏是“正座”，日本宫廷仪式音乐“御座乐”全体演奏员都是正座。

　　对小泽采取的正座，我的解释：（1）小泽来中央院听到演奏后泪流满面，是为了不失态而采取正式坐姿。因为被《菊与刀》称为“沉默的民族”的日本人，过度暴露痛苦或喜悦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表现，这就如中国传统要“笑不露齿”一样。（2）小泽原本受邀是来给学生指导的，聆听音乐肯定没有在音乐厅那么严肃，当被演奏感动而流泪时，他立即采取郑重的正座礼仪来表示其对演奏者的尊重，这也是日本有教养人的习惯反应，就像我们突然见到领导造访而立即采取正襟危坐一样。

　　但Z君的话也绝不能说是故意造假。因为当时语言交流存在翻译问题，再加上小泽突发泪流满面，于是这样一个调整姿态的“欲动”很可能被Z君的视觉理解为“我文化”的“要下跪”。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国内关于日本“正座”的介绍文章一篇也没有，所以，也只有说成是“跪”了。因此，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去过分苛求前人。

　　现在知道，在日本真正的“下跪”叫“土下座”，类似中国五体投地的跪拜，其最大功能是指“忏悔、谢罪”。国内学者还真有这样解读的（见2014年《跪拜》一文），这确实符合“我文化”所期待的想象。但这很容易反驳，小泽在2005年接受记者杨瑞春的采访时明确说：“政治因素我从来不考虑。”因此，小泽的“正座”与日本人的“鞠躬”一样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庄重的礼仪行为。田青说某外交翻译员译成“像在教堂中听圣咏一样聆听”，我认为，该翻译员很懂文化间的理解差异。

　　不过，我这也只是推测，尽管如此，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文化时代，我们希望别人理解我们的音乐产品文化时，我们也得去理解别人的音乐行为文化，厘清音乐事实和概念是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有些故事就别再编了。我们也不能总是靠一句名言来树立民族音乐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