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音乐周报》张燚《哪个音乐院系不需要转型？》一文，批评地方普通本科音乐院系“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除了批评说大多数这些院系都招不满学生肯定不符合事实外，其他现象确实大量存在。但把所有院系都说成那样，我们不得不在此喊“冤”。张文还责问：“早几年干嘛去了”？笔者回答如下。

　　张文声言：“所有的音乐院系（包括重点大学）都需要转型”。笔者在此请教：1.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余丹红任主任近十年来，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大一学生从刚入学就被安排去中小学见习、接着实习，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学生心中牢固树立教师职业观念，强烈反对把师范系当成“第二钢琴系”。这需要“改”吗？2.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高建进的“新音乐教育”，吸取世界几大音乐教学法精髓，并结合中国实际建构的体系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实践着，除了校内教学，已经培训了好几波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影响很大。这需要“变”吗？3.东北师范大学，尽管音乐学院都招收博士了，但音乐教育方向仍然坚挺。郭声健（现为湖南师大博导）的《好论文聊出来》一文讲的是他通过QQ以聊天的方式指导东北师大学生张晓敏支教的故事。一个学院的学生，如果没有学院老师对其音乐教育的专业精神引领，是不可能对支教这么热心，并长期向郭声健寻求解答支教困惑的。这也需要“转”？

　　这样的院系肯定不止这些，再来说说笔者所在单位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首任系主任费承铿从1993年建系初就力主办学面向本校所在地相对落后的苏北地区中小学，《中国音乐教育》杂志1993年12期通讯中有他写的报道信息可作见证。作为国家音乐新课标研制组重要成员，国家级中小学音乐教材（人教社）主编的他离世后，王安国撰文《深切悼念费承铿老师》（人民音乐，2013年8期）称他为“平民音乐教育家”。言外之意，他是地地道道地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教育家。为了培养出合格师资，费承铿面对文化素质不高的学生，在建系初的课程方案中增设“大学语文”课程；为了教学具有科学性，他在全国率先开设音乐教育心理学课程；面对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印乐谱的现实，他亲自开设“手工绘谱”选修课，估计全国首创（这样的务实课程恕我不能一一例举）。他还要求我们音乐教师也要时刻在心中想着中小学，并努力在教学中探索如何服务之。面对中小学课外活动需要音响调控，他鼓动我带领学生实践并鼓励我开设《音响调控》选修课。我带的99级学生华伟后来无意中竟然走上了音乐音响导演专业道路（他现已成为广西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系主任、副教授）。

　　不仅如此，费承铿还于1997年申报教育部课题《师范性、民族性、实用性——高师音乐系教改之路》，带领全院师生从理念到教材到学生改革全方位展开实验，理念上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们应该走面向中小学师资培养道路，跟专业音乐学院明确划清界限。他编写了很多体现理念的民族化教材，在他所著的《即兴伴奏练习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中，王安国在序言里大加赞赏其“实用性”、“师范性”。学生改革方面他推行“小先生制”（陶行知的做法），即学生教学生。他的“三性”思想得到了下任领导的继承和发展，证据可见王小铁、马东风2005年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文章。此外，费承铿于2001年退休后，仍身先垂范，为了实验新课标，近70岁的他亲自骑着三轮车到徐州青年路小学无偿任教一年，实验报告见《前沿随记》（儿童音乐，2004年第五期）。新课标研制组组长王安国很敬佩他也很看重这个实验，2011年新课标的修订内容，许多跟此有关。他的意外离世正是发生在他投身于无偿社会服务的活动征途中。学院领导在纪念会上指出，我们的办学方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费承铿开创的事业继续前行。费承铿的众多学生和友人还积极捐款20万元为其竖立了雕像，学院还为其建立纪念馆。我在他的碑文中写道：“我们的事业主要是为中小学音乐教育服务的，这‘小儿科’事业并不小。”碑文初稿时，学校领导对“小儿科”用词向我提出疑问，我说这是取自费承铿发表的文章《实在不小的“小儿科”事业》。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事业用“小儿科”来形容呢？这是长期以来轻视师范教育的人强加给他的“帽子”。显然，我们学院现状不尽如此也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许多人确实一直在这条被“鄙视”的道路上奔。看到张文批评后还声称说“大多数音乐院系学生的出口主要是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应用”，我们能喊“冤”吗？

　　其实，张文提到的教育部文件也只是建议“部分”、“有意愿”且“具备条件”的院校，鼓励其先期用“试点一批、带动一片”的方式去探索“转型”。教育部负责人还专门说不能搞“一刀切”。美国、日本等国早就经历过这样的危机，但并非如张文所说的“都需要转型”。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各自找准自己的定位，而不是盲目跟风。话说回来，有点危机也许也是好事，张文批评音乐院系的那些问题也并非大家不知道，有的甚至都喊了20多年了，但改不动。我患癌后算明白了，病不得到自己身上是不会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