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加拿大作家葛拉威尔一度风靡的“一万小时”理论，只要你投入足够的功夫与时间练习，就能在大多数领域达到高水准。是这样吗？之于技艺本身而言，也许对头，不过想要成为好的职业独奏家，一万小时的琴房时间恐怕还只是片面的锻炼——这是笔者阅读完伊莎贝拉-瓦格纳所著、黄炎宁翻译的新书《音乐神童加工厂》后的直观感受，她提出的诸多问题，之前国人可能尚未思忖过。

　　正如大部分人所理解的那样，学琴者的家庭支持，不仅体现在学费方面，还有带领孩子参加各种活动，如音乐会、比赛和大师班的精力与开销，比同龄孩子更多的旅行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讲，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学琴都是家庭的一项巨额投资。小提琴家列宾的例子就让人唏嘘：“我13岁获得的一把美丽的基特尔琴弓几乎让母亲花光了所有财产。”

　　老师的决定性作用毋庸置疑，书里引用的小提琴界格言是：“老师通过学生拉琴。”这么一来，家长和老师间的冲突与协商就被推到了问题的首位，像相互质疑、或过于苛求的、混乱的合作关系，是无益于一心一意的、“独奏学生家庭”特定角色的进入的。将问题细化的话，琴艺授纳之后，从赛前、赛时与赛后的状态调整，人际网络力量的调动（如寻找赞助、借琴），到事业刚起步时该如何主动接触音乐会组织者，抑或在音乐界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定下发展策略，都是教师、家长与学生需要共同协调的事。此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琴童的最佳发展多处在青春期，与学琴圈子内外保持交流，并产生基于“某一种集体归属感”（作者应不是指班级，而是指志同道合）的亲近互动，在心理转变期尤为关键。换句话说，弃绝了社交的苦练对年轻人的身心状态毕竟不利。他们一方面需要恰如其分地管理自身的“精英情结”（在独奏学生中情况较多），另一方面也得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向谁求助。我们发觉在常规教育体系里，与同龄人相处或协作的能力，大多已融化到了每天大集体的“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之中，可是琴童的圈子相对有限，家长与老师若完全放手不介入，怕也不是太妥当。

　　书中还将一些在独奏学生成长过程中起到隐形但重要作用的人，命名为“次要行动者”（secondary actors）。首先，优秀伴奏者对小提琴独奏者的启发往往是极大的，可是按小时计的排练开销也不是一般的学生所能承受，若存在双方不计投入的态度，往往源自从发小就开始的合作；与乐队、指挥的配合演练同样宝贵，知名指挥家更少有主动抛来橄榄枝的情况；自然还有作曲家、录音师与音乐学者等“次要角色”。总之，一个好的独奏者的事业，真是多方助力的结果。这些以往容易忽视的命题，在这本《音乐神童加工厂》里皆被置于作者的显微镜之下，纵使有资历的音乐教育者对行业心知肚明，但这样一丝不苟的分析在如今国内的琴童话题类书籍间，可算得上是第一本了吧。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貌似“一本正经”的总结，会是作者严肃过头的一孔之见吗？国内琴童的境遇会轻松些吗？记得作曲家瞿小松在2004年的自传《一路踉跄》里回忆说，他庆幸家里没人逼他坐在板凳前练琴，所以从小就玩耍得很快活：“我的音乐是生活给予的，那些粗糙的生命力，宽松、舒适的境界是在任何外国音乐中都找不着的。”另外，单论提琴类乐器，我曾在莱特（Craig Wright）与耶鲁学生的一次对话里读到，东方语系对声调的重视对弦乐学习极有帮助（在部分亚裔小提琴家间的调查发现他们中的64%有绝对音准）。然而，即便是拉琴天赋好上那么一丁点儿，上面提到“琴房”与“舞台”之外的因素却无丝毫减弱。在传承底子不厚、经济社会条件无法时时赞许的情况下，学琴孩子所面临的挑战比欧美只会更大，瞿小松所言的宽松境界怎可能荣幸得之？

　　这几日恰逢斯特恩小提琴比赛在沪上火热进行（书里为赛场故事留出的篇幅着实不少），人们固然透过镜头看到了天才们的闪耀一面，却不太有机会了解他们有过怎样漫长而辛苦的历程，背后又站着几位含辛茹苦的家人。我最初见到书名中的“加工厂”，猜想多少有调侃的意思吧，不过读到第四章时，算是见到作者抒发出了“神童”们一路走来时的无奈与坚强：“要知道，不是每个习琴者都幸运地是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