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华乐大典》系列图书在京发布。《华乐大典》六卷本系列图书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组织修撰，由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图书典籍。“《华乐大典》的问世是弘扬民族器乐艺术的重大举措，是为中国民族音乐器乐史填补空白的重要文献。”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说。

　　478篇论文 742位乐人 892首作品

　　“中国民族器乐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珍贵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已有八千多年历史，曾于不同时期出现了众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大师和艺术巨匠，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的音乐典故及传世之作。但是，一直没有一部全面完整地记录、印证和浓缩中国器乐艺术发展历程的乐典。”刘锡津说，《华乐大典》在史料整理、教学应用、演奏欣赏等方面堪称典范，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实用价值和典藏价值的精美音乐文献。

　　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费维耀介绍，《华乐大典》系列图书分《二胡卷》、《笛子卷》、《古筝卷》、《琵琶卷》、《扬琴卷》、《打击乐卷》共六卷，每卷均由“文论篇”和“乐曲篇”组成，全套图书共有18本分册。此次整体集结出版，以史、曲、传、记、目等形式详尽记述了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发展历程。六卷《文论篇》共精编478篇学术论文、介绍742位乐人，构成了民族器乐出版史上第一套规模宏大的理论集成；《乐曲篇》从数以万计的作品中遴选出892首经典作品，既有传统乐曲，包括以原貌呈现的6部琵琶谱古籍，也有改编、移植、吸收借鉴民间音乐的优秀之作与探索现代作曲技法的新型作品，涵盖面广泛，经典性突出。考虑到国际文化交流的通用性、实用性、广泛性以及工具书编撰体例的规范性，全部作品均以五线谱刊印，并随附作者的创作意图、曲目解说与首演者对乐曲的演奏提示。

　　“《华乐大典》浓缩式地提供一部较完整的文论与曲谱的综合性资料典籍，全景展现近代以来民族器乐的发展道路，彰显出几代民乐人的辉煌业绩和生生不息的奋斗历程。”费维耀介绍，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再现历史原貌”的宗旨，《华乐大典》在内容和编排上要求科学严谨、体例统一，集中呈现了近代以来民族器乐在演奏技术、作品创作、理论研究、乐器改革等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杰出代表人物的贡献。各卷在编纂过程中又根据不同专业学科的特点对框架设计进行了微调，内容涵盖概论、文献、乐人、乐器、乐事、作品和资料索引等方面。其中“概论”包括乐器的历史沿革与衍变情况，“文献”包括流派风格、演奏技艺、作品分析及其他相关研究，“乐人”包括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介绍和成就，“乐器”包括制作、改革、鉴定的成果与事迹，“乐事”包括各学科的相关重要活动，如学术研讨会、音乐会、各类赛事等，“作品”包括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在选择上既体现技艺水平，又兼顾传统与现代。每卷在最后都编辑了资料索引，增添了工具类图书的实用功能。

　　大典是怎样修成的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为修撰《华乐大典》创造了最合适的历史机遇和社会空间。当代民乐人立志修典，这是文化自觉意识的驱动，更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感与强烈使命感的表现。”刘锡津说。“《华乐大典》的出版是中国民族器乐界、理论界、教育界团结合作的成功典范，对得起‘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这个荣誉。”费维耀说。

　　“《华乐大典》的编修是弘扬中华民族器乐艺术的重大举措，是海内外民族音乐家共同完成的里程碑式的重大工程，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说，“在多年的编撰工作中，涉及数十个单位，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沈阳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都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与帮助。”刘锡津介绍，从《二胡卷》2000年开始编撰至今已有16年。各册分卷从专家论证到资料汇集初具规模，有数以千计的民乐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学者参与其中。就记录中国乐器的成长发展而言，其编写时间之长、动用人数之多、编纂规模之大、收录资料之全、涉猎内容之广，案头工作之烦杂辛劳，为国内音乐类书籍所罕见。

　　“各分卷在实际编辑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刘锡津说，《二胡卷》的编修历经十年，进入《二胡卷》的曲作者、文论者、演奏家等音乐人共有332位；《打击乐卷》，打击乐专业委员会在2010至2012年资料收集、整理阶段中，仅两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共召开27次编委会全体会议，每次会议不下3、4个小时，众多议题专业性、学术性较强，每次专题会议就是一次小型研讨会；《古筝卷》在《四库全书》中挖掘史料1000余条，搜集有关文献1800余篇、专著200余部、收录300余首乐曲及创作、演奏札记；《琵琶卷》的编辑工作，其正式启动已8年有余了，琵琶艺术的历史积淀就有两千年之久，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编委会数次召开全体人员工作会议，认真研讨、厘清思路、明确分工，尤其是对古谱的研究应慎之又慎，严谨细致；《扬琴卷》的乐曲部分从1217首各类作品中选出96部入选大典，从1000多篇文献中选出72篇，编辑文字近20万，收集照片近300张，先后召开专门会议60余次；《笛子卷》编纂的过程超乎寻常的艰辛，由于没有充分的资料准备，一切从零开始，编委会自费在宾馆住宿一两个月，搜集各种所需资料并进行整理归类，有些文档需要从PDF版一点点抠下来，再转为Word格式，异常繁琐，曲谱的搜集、入选问题也经过多次讨论，并非一帆风顺。不但要考虑艺术质量，有时还要考虑到各种平衡。总之，来来回回地商榷讨论，反反复复地加工修改，才有了《华乐大典》六卷洋洋数千万字。

　　出版史向来用书说话

　　“《华乐大典》把曲谱与文论相结合，是理论界研究的成果、演奏界水平的集成、出版单位精编精校总体呈现的结果。”邬书林表示，编纂这样的书第一版很难，更难的是在这之后坚持按出版规律办事。出版《华乐大典》这样基础读物，为理论研究界推进二胡、扬琴等各个学科奠定了基础，让更多的学者站在已有的科学家、音乐家的肩膀上向前迈进。

　　“世界出版史向来用书说话。今年是上海音乐出版社建设60周年，用出版《华乐大典》这样的大书纪念60周年，比任何形式都更有意义。多一些这样的书，出版社的历史地位自然奠定了。”邬书林说，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出版业的基础数据表明，上海音乐出版社连续多年排在文艺类出版前十名。音乐出版是小众领域，音乐出版社能进入文艺类前十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上海音乐出版社总结《华乐大典》的出版经验，发扬其精、专、特的出版传统，将坚持科学精神、市场运作和为音乐界的服务更好的结合起来。“我们也充满信心地认为，这将是承前启后的引领性工程，未来还有更多中国民族音乐宝库有待音乐工作者和出版人共同去开发。”费维耀表示。

　　“《华乐大典》的出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脉相承，受到民乐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开展‘华乐大典’所引发的各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利用‘大典’资源来促进民乐教材建设和教育改革，培养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优秀继承人，加强对外宣传与实践交流，制定编撰华乐保护名录等。《华乐大典》所承载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相信《华乐大典》的出版将全面推动民族器乐艺术的繁荣复兴，铸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于现当代的标志性传播。”刘锡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