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赵季平

　　并不是用一两件民族乐器演奏就是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用以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我们要写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关键在于要用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母语和世界交流。这个音乐母语，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文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的音乐。深入民间生活，了解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做好周密的案头工作，才能用民族的语言创作出优秀作品，才能用生动的民族音乐作品弘扬中国文化，让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也让全世界的老百姓喜欢。感受每一方土地养育出来的文化，那种辽阔和深邃可以不断促发我的灵感。“技术技法”和“深入生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在音乐创作上，赵季平是一位多面手，而且一向高产。无论是民族管弦乐、交响音乐、合唱、歌剧、舞剧，还是戏曲音乐、影视音乐，以及各类歌曲，他几乎都是以民族传统音乐为基调，善于运用民族乐器、传统戏曲及民歌的元素，传达出自己的音乐个性和风格。近日，笔者就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与教育专访了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西安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季平。

　　冯巍：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与世界在音乐方面的学习交流，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和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位从黄土地走向世界的音乐家，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创作就展现出贯通中西的艺术追求。您认为，民族音乐在中国今天的音乐创作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赵季平：民族音乐的概念要清楚，不一定民族乐队演奏的就是民族音乐，交响乐队演奏的就不是民族音乐。比如，《黄河大合唱》就是交响乐队表现中华民族抗击法西斯侵略的一部大型交响合唱作品，它一样表现的是中国精神。乐队是一个工具，钢琴是工具，二胡也是工具。并不是用一两件民族乐器演奏就是民族音乐，民族音乐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我们要写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关键在于要用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母语和世界交流。这个音乐母语，我认为就是中华民族自己的音乐文化。

　　中央现在也提出来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国内音乐学院的教育，是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改革开放后欧美体系进来了。从理论上严格地讲，我们只是在学习他们的技法，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产生了自己民族音乐语言的缺失。这种缺失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民族音乐的不自信。我到全国各个音乐院校都讲，我们要缩小与世界先进音乐教育的差距，中国民族音乐对学生的滋养非常重要。这些音乐在哪儿？就在生活中间，体现在民歌、戏曲、宗教音乐等方面。学音乐的人要去爱它们。你不爱，很多好东西就会与你擦肩而过。你真正爱上以后，很小的一个点，你都会将它发扬光大，甚至让它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冲击力。

　　西方音乐成规模、成体系比我们早，我们是近百年才开始的，但不能因为在院校里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技术、听了大量的西方交响音乐，最后就照搬模仿。我这些年的影视音乐创作，在东西方交融之中产生的那种中国特色，赢得了世界观众的喜爱和欢迎。像《霸王别姬》既有中国京胡浓郁的传统精华，又与大型交响乐队结合，而且和影片的艺术表现相扣合，于是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民族的与先锋的，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现代技法，并不冲突。1996年，美英法要联合摄制“世界十大电影音乐家”系列纪录片，日本音乐家武满彻推荐我，就是认为我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音乐是一个民族精神层面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一直主张，作曲家在创作中要追求作品的民族性。我一直努力写的就是我们民族的音乐作品。我们做音乐，要做的就是中国的黄钟大吕，不能搞得乐坏而礼崩。

　　冯巍：但总体上，21世纪新十年以来，在中国的音乐舞台上演出的还是大量的西方音乐作品，在作曲上占优势的还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您认为民族音乐应该如何应对？

　　赵季平：这是一个一直在谈、但一直没解决的老问题。过去说的“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现在还是处处皆有。我们的舞台上演一些欧洲经典音乐，这不是坏事情。这是改革开放的一种象征，也是中国强大了以后对于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一种高度重视。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是以国际视野看待文化的发展。说到俄罗斯文化，他说到柴可夫斯基；说到法国文化，他说到比才、德彪西。但他也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优秀的代表中国的作品。

　　现在，我们国内各大乐团都在致力于中国优秀作品的推介。我们搞创作的，不仅要注重音乐的技术层面，也要注重音乐的文化内涵。我们要有开放的胸怀，但也要坚定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要一往直前地用我们的音乐母语去创作出中国人喜欢并且能和世界对话的优秀作品。这个任务还是应该要几代人努力，不懈地努力。而这条路，从我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就是义无反顾地这么走着，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手伸向传统，学习民间艺术；一手伸向世界，借鉴国际音乐的优秀成果，这就是我今天的创作状态。越是民族的东西，越要与时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世界。民族音乐如果锁在家里，就没办法向外寻觅知音，产生共鸣，成为世界的精神财富。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和地域限制的。

　　冯巍：秦腔、豫剧、京剧、民歌民调中民族的、民间的音乐元素，都在您的创作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成为接地气、去匠气的灵丹妙药。您被誉为“最具东方色彩和中国风格的作曲家”。以您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在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中，应该如何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有力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何让“文化”成为专业音乐创作的核心要素？

　　赵季平：音乐创作要有自己的根，要用自己的母语去创作。这并不是说将传统的东西简单地拿出来就可以了。有了民族音乐素材，东拼西凑也不行。作品要有技术含量，才能得以保留，才有表现力。作品中也要赋予民族文化的滋养以时代感，要在继承的同时创新。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才会有生命力，才会被时代所接纳。我是69届大学生，毕业以后到了陕西戏曲研究院。每天早晨学交响配器法，自己进修；晚上指挥地方戏曲，那又是向民间学习。这样，我就深深体会到学了技术以后，怎么能化成自己的语言。我创作过一组十四首古诗词乐曲《唐风古韵》，开篇是唐诗《静夜思》，压轴的是《诗经》中的《关雎》。音乐语言整体上追求简约朴素，让人听着心能静下来，似乎在与古人隔空对话，体会到一种空阔、清明的意境。但在不“失”古的同时，也不泥古，这组曲子并不难唱，都能哼出来。

　　高校音乐教育被绑在技术的战车上了，需要从理念上加以革新。我到音乐学院工作之后，就发觉作曲系的学生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东西了解得太少，一头栽进去就是西洋的东西。西方的先进的音乐技术要学，要学好，而且要用开放博大的胸怀去学习。但这些东西学了以后，对于中国作曲家来说，如何化为自己的东西，就要和中国的民族音乐结合。习总书记讲的“融汇中西”，也是这么一个道理。然而，我们的音乐院校一般有这样的误区，好像进学校就是学技术。学技术是应该的，但树立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这才是我们音乐教育的根本。老师们首先要清醒地意识到民族音乐的重大文化责任，要引导学生感悟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欣赏那些流淌在生活中的音乐宝藏，激发学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热爱。现在虽然总体局势在向这方面发展，但力度还需要加大。这不能只靠音乐界自己的努力，而应该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事业。我们在努力完成这项事业的时候，不能被那些表面上的繁荣遮蔽了视线，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那些脚踏实地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