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定地方的文化特征切入其音乐的研究，会产生怎样的研究成果？随着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团队发起“音乐上海学”的探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也于7月5日发起以“音乐北京学”为主题的讨论。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的音乐学、音乐史、地方学专家学者参与会议。

　　“音乐北京学”既是一个历时的概念，又是一个共时的概念。从历时的角度讲，它与北京行政区划的历时变迁息息相关；从共时的角度讲，它与城市、乡村文化的相互影响有着密切联系。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如何厘定？研究方法有哪些？这成为与会专家谈论的焦点话题。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张伯瑜将音乐北京学归于城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中。他认为，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单元不同的是，在中国农村与城镇共同构成现实的中国社会结构。大量的音乐品种，最初出现在广袤的农村，而最终形成在城市，成为市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音乐，由此而脱离了原本的宗教与民俗功能。北京，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点可以北方昆曲为例。可以说，北京对于中国音乐发展的意义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秦序强调了音乐北京学提出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音乐北京学的性质、定位有必要加以辨析。他认为，某种意义上讲，音乐和科学一样是无国界的。可以说，有“音乐学”（世界的、一般的），但没有“中国的”“音乐学”。同样，“音乐北京学”，也是指研究北京音乐的音乐学，不是“北京的”“音乐学”，不是与“音乐中国学”“音乐上海学”根本不同的特殊的“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项阳认为，研究音乐北京学，应该在梳理燕赵金元的同时，至少应涵盖明清时代顺天府所辖范围，从当下行政区划看则包括一部分属于河北、天津所辖的区域，由此形成宫廷、京师和顺天府辖的多层样态。而无论是宫廷、京俗乐师还是顺天府，其音乐都是礼乐和俗乐并重的样态，所以应建立这种理念并依两条主导脉络进行梳理。这其中，要看到走出宫廷的礼乐具有上下互动与互通的特点，俗乐中多种专业音声技艺形式得到创造和发展，庙观用乐与世俗有着内在联系等现象，所以需要整体考量。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宏锋提议，可借鉴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所拓展的“总体史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区域文化在音乐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形态，以及该地区地理环境、民族变迁、文化交融等在音乐文化演进中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凸显“多元文化汇聚与交流”、“较长时段历史发展面貌”和“比较音乐史学”方法论在深化未来中国音乐历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简单从时间纵轴上划分，研究音乐北京学就是要关注大北京地区的传统音乐，这包括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等，以及新音乐和当代音乐。

　　从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角度讲，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宋瑾认为，要对北京地区有史以来的音乐相关的人、事、物进行田野作业与学理探究，涉及各历史时期、各乐种，相关的个人、团体、器物、文献、图片、声像、事件、事项等，突出北京特色，可考虑建立数据库、博物馆，举办音乐会，拓展京韵京腔的传承教育，出版文库、音像等。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孟维平近年来一直带领学生从事新音乐史料搜集和研究，她分享了撰写《北京近代新音乐发展史研究》的一些体会。通过对北京近代新音乐发展历程中的音乐教育、音乐机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交流、音乐家、音乐社团、音乐出版物以及音乐演出场所等诸方面的考察，她深感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其在近代形成的新音乐文化对推动中国近代乃至现代音乐的发展影响力是巨大的，绝不亚于南京、上海、延安、重庆等城市所作出的贡献，北京是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首席专家谢嘉幸谈到传统音乐与当下文化生活的融合，从“声音景观”的视角展开对音乐北京学与北京民俗的“文化乡愁”的讨论。他认为，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保护、传承、利用好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乡村历史文脉等，都是关涉地域文化传承、发展、建设的学术难题和现实课题。

　　其他专家，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涛从北京民间艺人记忆谱本的个案切入强调活态传承的重要性—— “活态储存与书本知识等价等衡”，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傅显舟从地方艺术年鉴与地方志的视角谈到音乐北京学的研究路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