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1906.9.25-1975.8.9）是继柴可夫斯基之后，俄罗斯民族交响乐文化的又一次高峰，堪称“俄罗斯的贝多芬”。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存，当前者出现时，他的音乐充满了灵感和朝气，例如他的早期交响乐作品和其后的一些组曲和电影配乐，既有古典的灵透，又有着现代交响乐的丰茂，格调轻松欢快，有着莫扎特般的乐天情趣。例如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一交响曲，还有芭蕾舞《黄金时代》的音乐等；而当在1936年受到批判后，历史重负感主宰了他的音乐。但也正是在这些音乐中，反倒是后者占上风，偏爱死亡的题材，例如1937年后的一些交响曲，第七、八、十三、十四交响曲等。然而，这类作品思想性更为深厚，需要反复聆听方能理解，从而这类作品也给他自己再次带来麻烦，在1948年招致第二次批判。总的来说，他的天才突破了环境对他创作的束缚，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齿轮”，在西方，则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构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篇章。”

　　十月革命前后，先锋派艺术思潮在俄罗斯滥觞。据文学家爱伦堡在回忆录中提及，当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街头巷尾的墙上和广告牌上，画满了立体派的几何图案。1919年从音乐学院毕业的肖斯塔科维奇也深受其熏陶。然而，或许是一直在本土创作，或许是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教育，或许是自己的艺术取舍使然，尽管他在音乐形式和手法的求新求变上，在和声的戏剧性冲突上，与“新古典主义”的斯特拉文斯基异曲同工，但他将勋伯格的前卫手法只是当作一种“外来词汇”加以点缀，其音乐风貌基本上适度地恪守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之内。由此，肖斯塔科维奇与哈恰图良传承了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格拉祖诺夫的支脉（这一支脉对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曲家和当今朝鲜的作曲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与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勋伯格隔河相望，终究没有成为先锋派作曲家。而从“海外”归国的普罗科菲耶夫则从古典和浪漫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尽管普罗科菲耶夫仍不属于先锋派，但他将现代技法转化为自己的音乐语汇。

　　肖斯塔科维奇继承了柴可夫斯基对于俄罗斯民歌旋律的咏叹，充满了悲剧性，并且更多地倾向于拉赫玛尼诺夫那样宽广的抒情性，这是俄罗斯艺术家们的传统，但又加进了滑稽和幽默的音乐元素，这在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中是不多见的。阿什肯纳奇说，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明之处在于，他的音乐不是单纯地归为喜剧性或悲剧性，而是还包括有一种“第三性”的东西，也就是“冷眼看世界”的态度。他在和声和复调写作上堪称典范。他将配器法发挥到了极致，高低音幅度宽广，有时使用两支短笛，还不时使用近二十个声部大齐奏的手法。这些交响作品宽广绵长，意境深远。乐思徐缓展开，动力逐渐积聚，波澜起伏地推向总高潮，这在他的“唯心”作品中尤为突出，许多作品呈现出史诗般的规模。但是，这些音乐中也有夸张和重复冗长的成分，他的第四、七、八、十三交响曲，演奏时间都超过了一小时。

　　肖斯塔科维奇虽被斯大林批判，但生前尽享殊荣，他的交响作品得到了由最优秀和编制最庞大的乐队演出的机会，在同样有才气的普罗科菲耶夫死后，他站稳了“苏联首席作曲家”的地位。而他的具有德国血统的、彻底用“异化”的先锋派音乐语汇创作的天才同胞施尼特凯，则没有那么幸运，坎坷一生，死后方被人认识。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音乐学院是禁用他的作品当教材的，因为他在“解冻”后“追随”赫鲁晓夫成为了“修正主义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本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作者为一名“叛逃”到西方的肖氏的学生伏尔科夫，但不久又传说这本回忆录是伪作，至今尚无定论。在书中，肖斯塔科维奇说普罗科菲耶夫不会配器。从作曲专业的角度讲，普罗科菲耶夫的配器甚至可以说比肖斯塔科维奇还要高明，色彩鲜明，音色靓丽。仅从这一点看，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就成为了问题。我认为，在真伪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凭借这本回忆录来解释、理解和论证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