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12——1935），音乐家。云南玉溪人。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7月17日，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大型文化系列活动在云南省玉溪市拉开帷幕。本报特刊发专家文章，以示怀念与敬意。

　　歌曲的时代性，是指歌曲创作应采用与时代相适应的手法，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政治经济发展、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并与社会变迁紧密呼应。具有时代性的歌曲，才能达到较高艺术层次并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与喜爱，从而获得广泛流传。聂耳歌曲正是时代性的典范，通过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反映抗日救亡的政治背景，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反映社会劳苦大众生活状况

　　聂耳音乐创作的主要时期生活在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少数冒险家和官僚地主的乐园，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破产、失业威胁着一切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当时，多数音乐家完全迎合少数剥削者和落后听众的庸俗趣味，打起骗人的所谓“新潮流”旗号大搞麻醉人民的香艳歌舞音乐。而聂耳则从他的《饥寒交迫之歌》开始，就把创作视线的焦点对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揭露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影片《母性之光》中他自己还扮演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带头领唱《开矿歌》。

　　聂耳短暂的创作活动中，反映被压迫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始终是其歌曲创作的中心。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歌曲，其中描写被压迫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作品共有24首，占聂耳全部创作歌曲的2/3以上，这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歌曲包括：《大路歌》、《码头工人》、《打砖歌》等，如《码头工人》描写搬运工人：“笨重的麻袋，钢条……都往我们身上压吧！为着两顿吃不饱的饭，搬哪！搬哪。”这些写实的歌曲充分反映了社会底层大众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对黑暗社会的呐喊。

　　投射抗日救亡的政治背景

　　对一个音乐家而言，选择作品题材内容往往正是他对社会现实和时代要求态度的一种表现，从中也反映出其世界观、艺术观和政治立场。聂耳所生活的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妄图独霸远东的危难时刻，而当时的统治者不以民族大义为重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极力压制、扑灭群众自发的抗日救亡之火。面对如此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聂耳站在时代的前列、高扬时代的号角，通过创作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揭露社会种种黑暗，启发群众起来为自身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呼吁抗日救亡。

　　聂耳歌曲以抗日救亡为题材内容的共有10首，其中正面表现抗日救亡的有3首——《前进歌》、《自卫歌》、《义勇军进行曲》，展现在民族危亡时代青年人伟大抱负的有一首——《毕业歌》，表现普通青年反帝爱国思想的有一首——《春回来了》，结合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反映不同阶层人民崇高爱国精神的有5首——《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伤兵歌》。这些歌曲将文艺创作同革命斗争、时代发展相结合，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深受人们的喜爱。

　　融合中国传统音乐与 西方音乐元素

　　聂耳有比较坚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对继承民族音乐传统有清晰的认识。在创作中，聂耳不仅仅把民族音乐传统的运用当做单纯的民族风格（或“民族风味”）去对待，而是把它同深刻反映社会劳苦大众生活现实和促进音乐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例如，他在写作反映劳动生活的歌曲《打桩歌》、《打长江》等中，吸收了号子的音调作为塑造这些音乐形象的主要语言素材；又如他在写作反映与农村生活有联系的歌曲中采用了民间小调、山歌的音调作为创作的主要语言素材，如《塞外村女》、《飞花歌》等。

　　聂耳又深刻地认知艺术创作的时代性规律，善于突破传统民歌小调或所谓五声性音调的范围，吸收西方音乐的元素，探索和选择适合大众化的音乐语言。例如，在描写青年革命斗争的歌曲中，他就大胆吸取了外国革命歌曲和进行曲的因素作为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素材，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梅娘曲》等；在表现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勇敢精神的歌曲中，聂耳就采用“学堂乐歌”和“军歌”中的音调作为作品的语言素材，如《前进歌》、《自卫歌》等。

　　此外，聂耳还很善于把当时劳苦大众富于典型意义的呻吟、愤怒、呐喊的语调归纳起来进行艺术的处理，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旋律和节奏，从而使得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启示后人：深入群众才能捕捉时代之音

　　聂耳歌曲创作关注普罗大众生活状况，反映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其鲜明的时代性对于我国当前的音乐创作活动仍有有益的启示。

　　聂耳音乐创作中坚持深入群众，近距离观察歌曲的描写对象。写《卖报歌》时，他多次到一个卖报小姑娘那里去观察，听她叫喊卖报的声音，和她谈话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当《卖报歌》写出来之后还专门来到卖报小姑娘那里唱给小姑娘听，征求小姑娘的意见；写《码头工人歌》时，他先后多次到“公和祥码头”，不但白班去，夜班也去，观察码头工人的劳动，倾听他们的劳动号子；写《新女性》中的纺织女工，他走一个多小时到纺纱厂车间去了解女工们的工作情况，和女工们谈心，教她们唱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此，音乐家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深刻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工作状况、内心意愿，也才能了解群众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期望。只有与群众密切交流，音乐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群众生产生活及思想状况并为群众喜爱传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