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歌曲的历史很短，但中国人有歌的历史很长。数千年来中国农村有大量的民歌，不同地区还有不同风格，代代相传，也代代不同；近代中国城市也有歌曲，这个风俗早在宋代临安就已形成。宋代之前还有韩娥，“一曲唱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有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但明清之后，则只听闻有戏曲名家，而再无歌唱家的名字传世了。

　　直至1840年，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疯狂掠夺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他们的文化。于是中国逐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奇特历史时期。

　　从音乐上看，1842年香港教会学校——马礼逊纪念学堂，第一次在课程中加上了音乐课。至此，教会学校中的中国学童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音乐教育。同时西方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华传教士高达8000多人，分驻在700余个传教点上，所传中国教徒230多万人。一些传教士采用当地的民歌填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赞美诗。唱歌这种方式，随着宗教的传播逐步走进部分中国人的生活。

　　但作为民族整体性的行为，唱歌走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在20世纪初。1895年的甲午海战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随后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继而辛亥革命爆发。正是在这推行新学和促进社会变革的潮流中，产生了新的歌曲形式——学堂乐歌。

　　早期学堂乐歌大部分是填词作品——利用西方现成的歌曲旋律填配中文歌词。对中国文人而言，倒也得心应手。因为根据曲牌填词，本就是传统私塾中的必修课。当然，如沈心工、李叔同等学堂乐歌的先驱，必定要去尝试创作歌曲，但终究是凤毛麟角。不过学堂乐歌及其与之一脉相承的中国学校歌曲，对以后的革命歌曲、艺术歌曲与通俗歌曲的产生发展，却起到了准备作用。

　　上世纪上半叶赴海外留学的一代音乐家，多少都受到学堂乐歌的影响。当他们在欧美学习时，又不约而同地相中艺术歌曲这个形式。原来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具有两大特点：一，选词极为考究，经常选择歌德、席勒等名家大作；二，钢琴不是伴奏，而是协奏，与人声共同表现。这样的体裁可谓顺手：中国有足够多的好诗词，魏晋唐宋取之不竭；而人声加钢琴，比起管弦乐队，在写作技术上要简单很多。所以中国音乐人往往在初学西方作曲技法不久，就开始尝试艺术歌曲的创作。青主的《大江东去》、赵元任的《听雨》就是此类佳作。而当进入更深，则又是一个境界，如萧友梅的《问》、黄自的《天伦歌》。更有融会贯通者，将艺术歌曲的创作融入大型体裁，则更显智慧，如星海的《黄河颂》。

　　今天，当我们重唱早年的艺术歌曲，当有了历史而产生了距离感之后，它的价值会显现得更清晰。当然这些艺术歌曲不可能都是艺术精品。但大浪淘沙后，一些具有较高艺术特质的作品便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浮现出来，如金子般璀璨，如钻石般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