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已经走过将近八十年的旅程——从上海滩的艰难而辉煌的起步，到如今两岸三地流行音乐的大量产出，都产生了无数优秀而可以存之久远的歌曲作品。无论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还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都完全具备学术研究的对象化特征了。

    首先，流行音乐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音乐。流行歌曲作为一种音乐形式，可以说是无时无处无孔不入：手机铃声、餐厅的背景音乐、开车的解闷歌曲，老头老太太锻炼的舞曲、电视台、电台的节目制作，上班族路上的MP3、卡拉OK的撕心裂肺的呐喊、每天晚上各种演唱会的举行，可以说都是流行歌曲唱主角的场合。它和我们这个社会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它的来龙去脉文化渊源、它与社会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关系何在？它与人心的波澜起伏、个体命运的悲欢跌宕、生命信仰的心灵探寻，又有着怎样幽微曲折的故事？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如影随形的音乐品种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呢？而且，中国民族音乐的世界化现代化问题、中国电影音乐的历史与发展、中国新世纪音乐、中国的世界音乐的现状，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次，流行歌曲貌似浅显，却有着许多完全值得深究的问题。我最近在读美国民谣巨星鲍勃-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波诺谈波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都是欧美流行音乐学术研究的重要人物的精彩传记；而关于披头士乐队或者列侬、关于鲍勃-迪伦、关于滚石乐队或者平克-佛洛依德乐队、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等等欧美流行乐巨星的研究书籍、电影电视纪录片更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翻译过来的书籍和我们看到的碟片仅仅是冰山一角。这些书籍和电影，都从欧美社会历史的发展、战争与文化的抗议与妥协、文学特别是诗歌艺术对音乐深刻的影响与互动的问题上，做了许多精深的探讨与研究，给我们中国原创音乐许多有益的醍醐灌顶般的启示与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的拓展！国内方面，李皖的《五年顺流而下》及他的系列书籍、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和《时代的噪音》，以及金兆钧、张晓舟、颜峻、邱大立等人的系列文章和相关书籍，都可谓是流行音乐研究值得关注的欣喜成绩。

    其三，流行音乐研究是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流行歌曲不仅属于青年，不仅仅有青春的渴望、欢乐和创伤，它也有生命的回忆、反思，有精神的激情喷涌与理想的启蒙教育意义。流行歌曲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我们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它应该成为时代发展情绪的某种代偿机制，以其多姿多彩的“时代效应”满足广大歌迷的各类情感投射。这些难道不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吗？而在现代资本横行时代，如何破除阿多尔诺提出过的“音乐拜物教”的侵扰，如何在文化工业中寻找我们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建立中国式流行音乐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何让摇滚成为批评的武器，如何在肉体的狂欢与心灵的愉悦中找到平衡，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我个人目力所及，把流行歌曲偶尔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学者，有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王晓渔，复旦大学的严锋、张新颖等，都写过流行音乐的学术研究文章；而王晓渔更是经常去现场观摩各种大小演唱会的举行，这是难能可贵的现象。周国平先生曾经有过与崔健长篇对话录出版，而著名美学家、哲学家高尔泰先生，很早就因为崔健的声音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中国需要启蒙……”然而，大量音乐研究者目前还是没有把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或者产业文化来进行全面的研究，这是极为遗憾的空白化现象。中国有八大音乐学院，几乎都设立了音乐学系和流行音乐专业系科，但每年关于流行音乐的有分量的论文却寥寥无几！

    最近，摇滚歌手左小祖咒出版了《忧伤的老板》，吴虹飞出版了《再不相爱就老了》，周云蓬出版了《春天责备》等书籍，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注意，这不是他们的唱片专辑，都是在文学或者文化学、社会学意义上值得研究的反映他们内心世界与音乐历程的书籍。

    作为一个流行音乐的从业者，我们既是造梦人，也是说梦人与追梦人。流行歌曲最容易滑入商业的泥潭，因此，合理的某些妥协是必要的，我们毕竟不是活在真空里。然而如果没有一点真诚的文化操守和文化品格，我们将为千万个纯洁的心灵负疚；我们今天给他们的歌谣，哪怕仅仅给他们营造一点点英雄与理想的梦，也是我们将来的荣光。而作为理论指导的流行音乐研究，更是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