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期分隔的解放区和国统区这两支音乐大军终于在毛泽东文艺路线旗帜下胜利会师，从而为新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飞跃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音乐家激情勃发，放声歌唱，创作了大量各类体裁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歌曲《歌唱祖国》、大合唱《祖国颂》，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和《嘎达梅林》，歌剧《小二黑结婚》和《草原之歌》、舞剧《鱼美人》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1957年到“文革”前夕，虽然“双百方针”所营造的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受到愈发严重的干扰，但广大作曲家仍以高度责任感和创造精神，为中国乐坛奉献出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曲《长征》、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剧《洪湖赤卫队》和《江姐》、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传世名篇；而戏曲改革和舞剧创作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先后诞生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现代戏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些优秀曲目和剧目以及其中渗透着的昂扬情调和音乐美质，数十年间润泽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成为“红色经典”，依然在当代观众的音乐生活中保持着旺盛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文革”浩劫中，身处逆境的广大音乐家，怀着对人民、对生活和音乐的热爱，仍然创作出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现代京剧《海港》、《杜鹃山》，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红星歌》这样的优秀作品，为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人们带来了精神的慰藉。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广大音乐家顺应时代潮流，遵循艺术规律，探索精神勃发，创造激情喷涌，为我国当代音乐艺术开辟了一个多元繁荣的新时期。在音乐创作领域，随着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涌入而悄然兴起的“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或以桀骜不驯的姿态和尖锐刺耳的音响，或以凡人小事柔情蜜意的浅吟低唱，张扬自己的风格和个性，向世人宣告自己的登场。青年作曲家谭盾、瞿小松、叶小钢、郭文景等人作品对于新观念、新技法、新音响的探索，成熟作曲家朱践耳、王西麟、金湘、陆在易等人风格、语言各异的交响乐、歌剧、合唱和艺术歌曲，王酩、谷建芬、王立平、徐沛东等人的流行歌曲及崔健们激情喧嚣、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与坚持调性写作的作曲家们及其严肃音乐作品一起，共同描画出80年代中国乐坛众声合奏、多样并存的壮阔图景。

　　随着专业音乐教育质量的提高，我国音乐表演艺术水平也出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在钢琴、小提琴、声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并频频在各种顶级国际大赛中争金夺银，他们的出众才华、高超技巧以及对于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领悟和独特阐释，不仅征服了大赛评委，更令各国同行和听众发出由衷赞叹。

　　二

　　自20世纪初中国新音乐诞生以来，对祖国、对中华民族胸怀大爱，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抱有深切而博大的人文关怀，一直是以萧友梅、黄自、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作曲家始终坚守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品格。在新中国时期，历代作曲家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光荣传统，将人文关怀作为音乐创作的主要动力，通过自己的创作和作品，从不同侧面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懈追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文明发展、人民幸福的伟大主题。

　　其一是以充沛的创作激情回溯革命历史，赞颂革命先辈们的光辉业绩，抒发国家繁荣进步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由衷喜悦。交响曲《长征》，歌剧《洪湖赤卫队》，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钢琴协奏曲《黄河》，歌曲《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作品，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二是以炽烈的爱国情感和崇高的道义责任，抒发作曲家对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和深刻反思。朱践耳《第十交响曲》，歌剧《屈原》，交响诗《百年沧桑》等作品，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三是对于天下苍生在不同历史境遇下生存状态的关注，倾注了作曲家对于自由幸福热切向往和不懈追求的情愫。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交响诗《嘎达梅林》，舞剧《鱼美人》，歌剧《伤逝》等作品，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在这些优秀作品中，以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浓郁传统文化韵味的音乐语言，表现古往今来各族人民的多彩生活、讴歌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成为作曲家们共同和自觉的追求。歌曲《枫桥夜泊》、二胡曲《二泉映月》、琵琶曲《彝族舞曲》、民族管弦乐《旭日东升》、歌舞剧《刘三姐》、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等作品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曲家对于传统文化血脉的传承和弘扬更加自觉也更为深刻。作品中民族调式、民间旋律素材的运用虽然仍很普遍，但关注焦点和表现重心已向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掘进，儒释道多元一体的音乐美学、经数千年丰厚积淀而成的东方大国所独有的音乐思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无不深深拨动作曲家的心弦，激发他们的灵感，化为各种形式的音乐作品。瞿小松《Mong Dong》，谭盾《风雅颂》、郭文景《蜀道难》、朱践耳《纳西一奇》、金湘《诗经五首》等作品，融会古今，沟通中西，蕴藉了丰富的人文内涵，也昭示了未来中国音乐的巨大潜力。

　　三

　　音乐创作是一种创新性的精神劳动，创造精神乃其第一要义。无论对待我国传统音乐还是对待西方专业音乐，都有一个在继承或借鉴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超越的光荣使命，模仿、因袭毫无出路。我国作曲家始终以创造精神为己任，力求创作出既不同于我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也不同于西方专业音乐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音乐而带强烈民族特色和鲜明时代印记的优秀音乐作品。

　　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曲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大量优秀作品，履行了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光荣承诺。无论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民族管弦乐《长城随想》，还是钢琴曲《东山魁夷画意》、弦乐合奏曲《二泉映月》、弦乐四重奏《风雅颂》，无论是歌剧《伤逝》、《原野》、《苍原》，还是芭蕾舞剧《鱼美人》、《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无论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还是朱践耳的交响音乐、陆在易的艺术歌曲和合唱曲、赵季平的影视音乐和李海鹰的流行歌曲，它们的艺术成就不仅堪称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优秀代表，即便拿到20世纪国际乐坛上与那些同类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中所渗透的强烈中国特色和华夏神韵，更为20世纪人类音乐创作史打上了鲜明而独特的中国印记。

　　可以说，60年音乐创作史，既是中国作曲家逐步认识、掌握、驾驭音乐艺术规律的历史，也是与音乐界各种忽视、违反乃至践踏这个规律的不良倾向彼此缠绕、相互角力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音乐艺术规律在音乐界得到了普遍而广泛的尊重，于是才有新时期我国音乐创作的大发展和大繁荣。音乐艺术规律忽视不得，更违反不得。这是我国作曲家60年的音乐创作付出了过分惨重代价才获得的宝贵经验，也是60年来音乐创作之所以未能取得更为辉煌成就的深层原因。

　　在我们呼吸着改革开放清新空气迈入21世纪之际，身处新世纪的广大音乐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发扬既往成绩，总结丰富经验，记取沉痛教训，必将通过自己激情四射的创造，实现中国音乐与人类一切优秀音乐文化并驾齐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