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014年颁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及《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统筹课标、教材、教学、评价、考试等环节，协同推进教材编写、教学实施、评价方式、考试命题等各环节的改革，把教材建设作为关键领域和主要环节，编写、修订高校和中小学相关学科教材，加强各学段教材上下衔接、横向配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第十一套教材全部通过教育部的审查，总编辑韦志榕在谈及教育部的要求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具体编写情况时说：“教科书与一般出版物最大的不同是，基础教育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这是不可动摇的，2014年教育部多次组织专项调查，关注语文、历史、政治及其他学科教材中意识形态的体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海洋意识、法治教育等内容给予了高度关注。这是基础教育教材的育人特性所决定的。”（见4月13日《光明日报》）

　　引用以上这段文字，无非是想用其来对比一下我们的器乐统编教材，正处于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上述诸多要求好像都可以去做，但好像每项要求我们都没有做。

　　几年前我曾见过某音乐学院教授论及钢琴、小提琴教材的文章，文中对“为什么器乐学习中没有统编教材”的回答是：器乐学习是一项差异性极大的活动，相对于学校中其它科目的学习，学生在器乐学习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远远大于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数学等科目，因此不可能出现统编教材，教师只有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来判断学生该用什么样的教材。这样的回答，我认为片面性有两个：第一，这是传统过时的精英教育理念下的教材观念。如果说二十年前，社会上的器乐学习尚不能用“普及”二字来形容，今天，也仍不能用“普及”二字来界定，但显然，今天的普及的程度确实比二十年前要高出许多倍。面对普及的繁荣状况，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需要对教材建设有一个宏观科学和体现国家意志的编写了。精英教育瞄向塔尖，手段是高强度训练与残酷淘汰，而且塔尖的风格、个性差别很大；普及教育面向塔基，手段是熏染式训练与共享式共存，同时塔基的风格、个性差别不大。第二，教师的经验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具体到一个学生的关键成长节点时，教师的经验甚至对学生的进步成长具备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教师都通过十年二十年的摸索才形成独特经验，教材本身的指挥棒意义如何在教师成长中起到辅助作用，特别是对青年教师起到引领作用，一定要在教材的编写、审定、验收、培训、反馈等环节中，具体、细致、科学、本质地体现出来。

　　至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一套能够体现国家意志的钢琴、小提琴等器乐学习的普及性教材。

　　如果说体现国家意志的器乐教材是一个太过宏大的课题而此文无力展开论述的话，那么当下最为大家熟知、运用最多的考级教材，却是在实践操作环节中最容易把握的。多年来考级教材对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指挥棒意义是最充分释放的：只要一年到头把那三、四首曲子死啃下来了，就意味着你学习的成绩合格了。这种指挥棒的魔力多年来误导了多少人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并且是具备官方色彩的误导和影响），还没有多少人认真统计并反思过，考级机构更是缺少具体的实际行动。

　　当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韦志榕用“教科书不是事实材料的简单堆砌，应该有贯穿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精气神，要有灵魂，这个灵魂是学科的思想和方法，也是教科书之所以有生命力的核心”这样高大上的话语来对待教材编写的问题时，我们器乐学习的统编教材，却是在大大地空白着，考级教材的误导性指挥棒还在大大地挥舞着，这样尴尬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