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古典音乐界有一个神圣但忌讳的词眼，那就是风衣录音，并派生出风衣党、风衣唱片等词汇。所谓风衣录音指的是音乐会的私人录音，因为以前的录音设备较大，需要穿风衣才能不被察觉地将设备带入音乐厅，故得此名。风衣党，自然是那些私人录制者或者组织。风衣唱片，便是含有私人录音（相较于正规录音）的唱片出版。风衣唱片在西方的出现其实是唱片收藏误入歧途的结果。藏家久而久之对能够在流通领域购买到的唱片失去兴趣，开始追求所谓的孤品、绝品和错版，这时风衣唱片便应运而生，并由此带动私人录音的热潮。其实那些私人录音者大多都是偷着乐类型，只是随着市场的踊跃和需求的增大，开始将自己的录音出售给唱片公司，形成了一条暗流涌动，平行于正规录音的另类渠道。

　　我并不想为风衣录音贴上是非曲直的标签，或者为有组织的私人录音的录制、发布和无商业性质的分享行为辩解。但后者确实在近几年通过社交网络尤其是具有半私密性质的微博传播而变本加厉起来，有点像当年的传销，录音人员遍布各地。我曾在剧院回头张望时瞧见过几次私人录音者。他们通常把围着围巾的录音笔放在两腿中间一动不动，或者放在两个座位间的扶手上。他们往往是整个剧场里最安静的听众，对剧场管理和其他听众不构成任何影响。况且，有风衣录音传播说明了该场音乐会的社会关注度，反而为主办方贴金，就像“没有盗版书的作者都不好意思自称畅销作家”一样。因此，对于私人录音，艺术家的抱怨，剧场或主办方的暧昧，其他现场听众的漠不关心和网友的喜闻乐见相互交织成了一道道德和监管的真空地带。

　　然而近两年来有组织的风衣录音及其大肆传播的背后，恰恰反映了演出市场的热度、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的需求。前所未有的世界级名团及音乐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作品，开辟了现场聆听与国际接轨的演出通道。据前不久在英国交响乐团协会年会上公布的统计，仅2014年就有26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名团在中国的20座城市举办了近130场音乐会，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占去了85场。这三座城市也是风衣党聚集地。这26支乐团中，6支来自英美，4支来自亚太，16支来自欧洲。这些音乐会高度集中于京沪穗这三座城市，在20座城市中的其他10座一年中仅有一支海外名团的一场音乐会，也凸现日渐缩小的地域经济差异并不能同步带入到文化消费领域。强大的独奏家、指挥和团体都为风衣录音提供了温床，演出资源的分布不均是风衣录音传播的先决条件。

　　科技进步下，风衣录音越来越容易取悦大众的聆听审美。一支相当于笔记本电脑价格的录音笔如今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放在女生的手提包里带入音乐厅，甚至可以放在牛仔裤的兜里。简单的培训和阅读使用说明书后，便能录出相当于CD音质的录音，虽然解析力参差不齐。

　　在没有官方录音但又无法在现场聆听的情况下，风衣录音和乐评一道提供了最接近现场的还原，也爆出了市场供需的矛盾。这对矛盾是日益增长提高的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品味和质量的需求，和还停留在“朝南坐”心理的官方录音传播者之间的矛盾。官方录音者既有本地的电台，又有有执照的在线视频和音频运营商。他们的不作为往往被归结于音乐厅对广播录音和商业录像进驻征收高昂的进场费。还有就是，在很多场合下在与艺术家签订合同时，主办方依赖于公版合同，不够锱铢必较地签下录音和电视转播权，凸现外事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的奇缺以及在私人定制合同时的惰性。想要让明目张胆的风衣录音偃旗息鼓，并不能靠围堵和截流，而是要靠开源和笼络。只有当我们的音乐厅、乐团、剧场能够像伦敦的维格摩音乐厅那样出版自己的唱片，或者像柏林爱乐乐团那样对几乎所有的演出都进行在线直播和点播服务后，风衣录音赖以生存的生态才会逐步瓦解，风衣录音自然也会慢慢被质量更高的现场录音淘汰。

　　英国海军的开创功臣纳尔逊上将曾经是一个海盗。如果风衣录音者能够单枪匹马地用一台廉价的设备和一台电脑制作出有口皆碑的录音的话，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取代现有的录音者，成为录音界的新秀，甚至去拿个格莱美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