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创作

　　2014年，各类专业比赛、音乐节展演以及各大专业院团、院校委约创作等活动催生了大量新作。由文化部发布的“第18届全国音乐作品（民乐）评奖”评出37部作品，民族管弦乐、独奏、重奏作品占近半数；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现代音乐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中国新室内乐作曲比赛、“炎黄杯”手风琴独奏和重奏作品作曲比赛等活动，推出了一批不同体裁、形式的新作；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总政歌舞团等院团也通过委约作品、专场演出推动音乐创作。仅据对一线城市各大剧院演出的新作品不完全统计，全年大型器乐作品92首、室内乐59首、电子音乐52首，声乐和电影音乐以及话剧配乐等60首。对于新作品的需求，民族管弦乐、室内乐新作主要集中于中央民族乐团自创以及与地方合作项目；西洋管弦乐、室内乐新作则有国家专业院团、音乐院校、国内外音乐节等多种需求。

　　新作品整体呈多元化。管弦乐作品体裁各异，题材民族化，主要集中在历史典故、大好山河、风土人情、创业改革等方面；室内乐作品改变了以往的抽象纯音乐模式，题材更为具象，音乐语言也大都做到“有话要说”；独唱和独奏作品数量则甚少。从众多新作品中可以清晰看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审美习惯对创作的巨大影响；创作技法主要还是以西方技法为主干，加入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创作群体以北京、上海等专业音乐院校师生和院团专职作曲家为主。此外，2014年的中国电子音乐创作旺盛依旧，仅第15届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就有52部优秀作品产生，作者来自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美国等海内外各大音乐院校，作品多以新近音响手段、西洋古典和中国民族乐器为主，加入大量的中国民族音乐元素，来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以及作曲家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大部分作品都体现出一种传统的音响概念和审美诉求。

　　本年度，以文化部系统组织大量音乐活动为代表，政府部门不仅在社会传媒、管理体制、教育导向、监督培养等方面积极跟进改革，努力实现比赛、创作、表演、评论、教育一体化，在促进音乐创作和大众文化形成自由的良性循环、鼓励音乐文化社会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二、演出市场

　　本年度，文化部系统院团继续推行“价格亲民”路线，如：国家大剧院已坚持7年的“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今年共有10余所艺术院校的8场演出；中央歌剧院在“2014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中的所有演出均实行惠民“123”票价政策，连同“年度歌剧公共免费开放日”等众多活动，让文化惠民真正落到了实处，将观众请回了剧场。

　　各大院团中，中央民族乐团全年总演出量高达162场，大型演出85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举办音乐会近40场；中央芭蕾舞团围绕“建团55周年”“《红色娘子军》首演50周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50年50场”纪念巡演；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活动集合了来自北京、台湾、贵州等地众多交响乐团，展示出中国交响乐近年来的成长和发展，获得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北京、上海、广州位列音乐演出区域热点城市。以北京的音乐演出市场为例，据天桥演艺指数发布平台公布“剧院演艺指数”，各剧院演出于1月、5月、10月达到高峰。上海充分发挥第3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影响力，引入10余个国家的乐团及音乐家、舞蹈家在沪演出近60场。广州主办的“2014中国广州国际演艺交易会”集展览展示、现场演出、剧目交易、高峰论坛为一体，邀请来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演艺机构、上百家国内演艺机构参展，为2015年度中国演艺市场造势，形成了事实上的2015年演出市场“信息发布会”。

　　北京、上海、广州属于一线城市，同样也是音乐演出市场的一线阵地，以音乐节、艺术节为依托，稳固其演出市场的同时对周边城市亦有较大的辐射作用，是拉动区域音乐演出市场的主动力。就2014年演出市场（主要指大中城市演出市场）的演出产品而言，我国的音乐演出市场还处于从基本适应观众、市场的需求向培养观众、市场的消费的过渡状态，还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固定的观众群体，这无疑为今后音乐演艺产品的创制、推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音乐演出市场中逐渐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主、一般城市为辅的合理格局和良性发展势头。而我国城乡演出市场二元化格局不容忽视。从演出团体看，由于国家政策与扶持力度的不同，国家级院团和省部以及部队系统院团依托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较强的阵容、影响力，运营状况一般较好；市级及以下音乐团体的整体情况堪忧。如何在新形势下建立、培育与城镇化相适应的音乐演出市场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摆在当前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一项新课题。

　　三、歌剧、音乐剧

　　2014年国内歌剧市场呈现出进一步的繁荣，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这几大歌剧“重镇”以及近年来在歌剧制作、演出制作方面迅速提升的天津。北京的歌剧舞台上高质量的新制作和原创新作品数量仍居全国之首。以国家大剧院为代表，该院本年度演出歌剧共22部84场，其中大剧院制作16部74场演出、外邀6部共10场；首次尝试制作歌剧电影，并举办“国家大剧院2014世界歌剧院发展论坛”，邀请来自14个国家34位世界著名艺术机构领导者共话歌剧发展；同时继续歌剧普及公益活动“经典艺术讲堂”（2014年配合推出“百场歌剧普及活动出剧院”活动）。上海大剧院推出年度歌剧1部，即与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联合推出的科文特“谷歌3D地图版”普契尼《曼侬-莱斯库》，共演出3场；此外有《卡门》、《燕子之歌》、《一江春水》、《奔月》4部共9场外邀剧目。广州大剧院“年度歌剧”由指挥大师丹尼尔-奥伦指挥的比才《卡门》。天津大剧院近两年以“有歌剧的城市”为主旨，大量引进并独自制作歌剧，异军突起，个性鲜明，如有：波兰波罗的海歌剧院歌剧《居里夫人》，巴托克的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俄罗斯莫斯科斯坦尼斯卡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模范音乐剧院歌剧《战争与和平》，易卜生国际、天津大剧院联合制作歌剧《娜拉》，天津歌剧舞剧院歌剧、天津卫版《茶花女》，共5部歌剧14场。在北京、上海、广州之外，天津与武汉利用自身优势迅速成为年度歌剧、音乐剧的区域热点城市。

　　2014年度音乐剧创作和上演同样呈现出繁荣之势，一个突出表现是原创剧目与新创品种的增加，如《焦裕禄》、《回家》、《王二的长征》等原创剧目与舞台剧《分手旅行》等。第二届中关村国际音乐剧节、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等共同将本年度音乐剧演出推向高潮。同时，东方剧院作为北京首家音乐剧专业剧院在京启动演出季，其标志着音乐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在中国拥有固定听众群体，这对于音乐剧今后的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中国歌剧音乐剧创作历史与现状研究》在本年度出版，其填补了中国近百年歌剧音乐剧领域的研究空白。

　　纵观2014年歌剧与音乐剧演出市场，整体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态势，演出场次和整体水准有所提高，歌剧与音乐剧创作数量大幅上升，政府资助力度空前增加。题材得到更广泛挖掘，艺术性加强，注重运用创新手法。听众群体增加，据国家大剧院统计，8月份其歌剧《弄臣》创上座率新纪录，高达96.9%。而上半年国家大剧院歌剧整体上座率为81%，生僻剧目平均上座率为七成。这一数字再次证明歌剧艺术具有巨大市场前景。

　　四、理论研究与学术活动

　　跨界，是本年度音乐学研究的热点。随着“跨界”“学科”“交叉”“接通”等学术概念的兴起，传统的学科意识（学科界域）研究范畴与治学方法正在发生变化。与之相呼应，学界正在逐渐开始涌起一股对既有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思想浪潮。在音乐史学，如：秦序提出应当注意对音乐史学及音乐学在科学性之外的人文学科性质、“非科学”性质的思考；居其宏深入探讨了近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多元史观问题；项阳以历史人类学与“接通”理念相观照，提出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把握传统音乐文化内涵，使音乐史写作和相关学科研究从侧重音乐艺术的理念中拓展开来的新观念；郭树群认为“接通”思维指向的核心是要在“同类异质”或“质近”的文化样态中寻求一种沟通，而这种沟通在于揭示历史现象中的某些隐性规律。民族音乐学，如洛秦撰文试图对“音乐”研究范式予以突破，认为“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的核心为注重叙事而非描述，强调阐释而非证实”。杨民康认为“民族音乐学分析从理论和分析实践上假定并包括了音乐形态学、音乐学两种分析范式的因素”，“应该首先予以考虑的一种分析思维和方法”。

　　本年度研究成果中，对于音乐本体的关注，尤其是基于活态遗存进行乐种间、曲牌间的比较分析、源流考证等研究明显增多；文化分析更多趋向对于口述史、区域文化背景等多方面的考察。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集中于调体系研究；乐律学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乐律学家理论探讨、琴律研究、宫调研究、古谱研究等方面。作曲技术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音乐学术的薄弱环节，本年度倒有不少深入探究之作。伴随音乐科技作为音乐学第四专业方向的设置，自然学科方法的介入将越来越多，音乐学科“跨界”问题亦将愈发深入和广泛。

　　本年度有一批学术活动值得特别关注，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年度学术热点话题的产生与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在学术团体年会中，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以“总结经验、理论反思、规划展望”为主题庆祝学会成立30周年；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作为两个学界最大的学术组织在会议规模与议题上都堪称本年度之最，但众多成果涌现的同时也浮现“学术泡沫”，其中部分文论对热门理论不加辨析地追捧与“拿来”使用，值得商榷。相比之下，诸如“南音国际学术研讨会”“探索中华礼乐新体系”“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两岸音乐学术的现时发展与未来协作高端论坛”等专题研讨会则较为集中而深入。

　　（本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院内课题《2014年度中国音乐发展研究报告》摘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