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圆号演奏专业的孟朴，毕业后留美工作了一段时间。 1999年他回到国内，希望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先进的乐器生产经验引进国内，做起了铜管乐器经销、生产的生意，创建了北京大音文化艺术有限公司，代理若干国际知名品牌，之后又成立北京大合乐器制作有限公司，打造自己的铜管乐器。都说中国人只能做最低端的产品，孟朴说：“我不服气。”

    铜管乐器生产门槛低

    提琴，看上去只要一个木头箱子、几根弦，就能拉出那么优美的声音，但声音讲究太多。铜管乐器，零件比提琴多很多，比如圆号，二百多个零件，一百多个焊点，把所有零件组装到一起，声音基本上不会跑大样，反倒没那么复杂。“铜管乐器门槛低，有几个钱就敢做。”孟朴说，国内铜管乐器生产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地区，比如天津静海县四党口村，村里许多的家庭都在做管乐器或管乐器配件。

　　通过村民集资筹建起来的乐器企业，有显著的成本优势。首先，没有租金，在村子里面划片地，垒起厂房，组织设备原料，选个乐器型仿制，就能干起来；其次，当地政府扶持，商业银行贷款条件宽松；第三，当地的人工成本低，在城里请工人需上保险、解决租房等，无形成本很高。因此，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也相对低廉许多。

　　“在低端市场我们怎么跟这些企业竞争呢？”争不过孟朴就在别的地方想办法，“一定要有比别人强的地方，要有技术含量。”

    中国铜管乐器市场非常大。孟朴介绍，仅北京有上千所中小学校有乐团，学生一批一批买乐器，容量非常大，但大多是低端产品。对于学生来说，2000元的产品和4000元的产品用着也没什么区别，学生家长当然选择便宜的，家长认为孩子几天新鲜劲，用两年扔了也不可惜，“真的考虑要好好学下去的家长会给孩子买个好的，那个时候就可能会来找我。”

    不甘于做低端产品

    国内生产不出顶尖的铜管乐器，只能做学生启蒙用的产品。外观可以仿，但是仿不了人家的声音。孟朴说：“铜管乐器价格阶梯还是挺大的。比如圆号，业余的从两三千到两三万，专业的从六七万到德国最好的十一二万，“比起原材料质量、手工工艺以及独家制造技术，我们跟国外还是有很大差距。”孟朴认为，这些年特别是近5年，国内铜管乐器制造水平大幅度提高，“有点要‘上台面’的意思，但还停留在表面上，还没有质的飞跃。”

    “国际市场上我们已经追上来了，学生级别的管乐器百分之八九十都产自中国。”孟朴对自己的产品起步要求高，“大家都在最低端的学生市场分这点羹没多大意思。”除了商业考虑，孟朴也有些民族情结在里面，“国人产的乐器总让人认为是低端的，是最廉价的劳力市场生产出来的烂东西，我不服气。”大合乐器的产量并不大，比如圆号，满负荷运转一年产量六七百支，长号一千支，在海外有比较稳定的销售渠道，国外经销商对他的产品市场定位也比其他国内产品高一点，“卖别人的五百美金，卖我的产品可能就八九百美金”。

    用好铜才能做好号

　　让产品定位有别于其他低端产品，光靠民族情结可不行，需要从设计、选材、选型、工人培训等各方面下功夫。比如选料就很有讲究，铜管乐器最主要也是重要的材料是黄铜，用好铜才能出好声音。

　　让孟朴自豪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上联合军乐团使用的部分圆号、长号就是他们生产的乐器。多家铜管乐器生产企业通过层层筛选、公平竞争，孟朴的两款乐器留到了最后，秘密之一就在乐器主要发音体的设计和选料上。

　　国内铜产量很大，但冶炼出来之后的再加工常达不到要求。杂质多的黄铜，在后期制作时会产生各种问题，比如焊接不好、用着用着就变黑了、声音震动不够均匀等等。在制作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用的乐器时，孟朴选择了进口阿根廷铜材。阿根廷铜材质量好，但关税、运费等都很高，最终价格比国内铜要贵两三倍还多，而且卖方通常一吨起订。孟朴说：“一个圆号才四斤重，进口材料只用于铜管乐器的关键部位——喇叭。一个喇叭用不到一斤的铜，一吨铜够一家企业用很久很久，从制作成本和资金流动考虑，谁也不愿意压那么多钱放在那。”

　　乐器企业的人员素质也是关键因素。孟朴的合作伙伴之一、美国舍耶斯铜管乐器的一间三十多人的工厂让他很有感触——“全厂的人都会吹号”。制作乐器的过程中，工人对所有环节、部位不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国内提琴制作圈里有很多学习过或者拉过提琴的专业人士，而铜管乐器企业中会吹号的却凤毛麟角。

    “乐器制作是一种需要好好学习的文化。工人经过简单培训就上岗，使得‘从文化层面提高乐器制造水准’变成一句空话。”面对目前国内市场大环境，孟朴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