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西麟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为回应《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

　　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政府的意识形态文化艺术部门的根本职责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否有人思考过？好像没有。应不应该进行改革？应进行那些改革？能否进行讨论？

　　我认为：放弃制定出各种意识形态的框框条条来向下贯彻的管理观念，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而代之以为艺术事业服务的观念，这才是最最根本的改革。

　　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都进行过艺术批评，而且有很多极为精彩的论述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但那都是自由的学术讨论，从来没有强加于人，也没有任何借用权力来强化自身并打击对方的目的和先例。借用强权来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和艺术作品，从来是卑下可耻而为人不屑不齿的。但是到了前苏联时代就不同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说过“要使党的文学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还说要“打倒非党的艺术家”，这就凭借于权力的铁拳来强行建立了“党的文化”的组织体系和思想体系，从而侵犯和破坏了千百年文学艺术的自由竞争的历史规律，也粗暴地践踏了艺术家的人格和尊严。前苏联在1936年和1948年两度发起了肃整艺术家的强大的政治斗争，即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在此同时还有无数的极有才能的艺术家被投入监狱或被害致死。那时的理论、政策、方针、逻辑，其水准不能说不高，我在青年时代由于幼稚被误导也曾学习和崇拜过，但是它们都被历史证明了其错误甚至是罪恶而被历史抛弃了！

　　我党也从1942年到文革结束前的数十年，有过无数的理论文件、方针政策，直到文革中的“三突出”等等，其理论水准比“主旋律”是要严谨多了，宣传它们的报刊、杂志、书籍、文件、铺天盖地不知有多少噸，但是它们也都被文革的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而被历史抛弃了！我青年时代在大学是很听党的话的，那时不准学习20世纪的现代音乐文化、美学和技术，说那是“颓废、腐朽、垂死、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艺术”，我曾多么虔诚的听从啊！经过文革后到了改革开放，在大量涌入的西方音乐的对比下，我才顿悟那是错的，我才反其道而努力学习、补课，我越学习才越发现我的青春被误导而殉葬了！

　　如今前苏联和前东欧的政府已消亡16年了！我国的文革也过去28年了！我们政府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艺术的部门应对本身的职能进行根本的重新反思而应有根本的改变。应该认识到如同过去那样发明出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指导艺术的观念和方法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再视艺术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和被统治的奴役了！艺术没有上下级！应当尊重文化艺术本身的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对苏东解体和文革教训的反思太不够了！不少的文化官员自己不是作家和艺术家，也不能要求他们就是作家艺术家，但是他们也不和艺术家做朋友而去了解艺术家，却喜欢坐在办公室里仍然用前苏联的和文革的旧观念、旧思想、旧方针、旧方式在发出条条框框来指导创作工作，“主旋律”“主题文化”“喜闻乐见”“个人崇拜”等等就都是其表现，不但都没有逃出“日丹诺夫主义”的槽臼，而且再也没有那时的逻辑性和理论性的水平了！他们不了解，按照日丹诺夫主义做出来的作品都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而留下来的并被历史证明成功的作品，如萧斯塔可维奇的交响乐，如歌剧“母倩斯克县的马克白夫人”等，恰恰是当时被批判的作品。这本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啊！难道还不被人们思考吗？

　　纵观人类文明史，从来也没有任何领袖、任何元首、任何主席、任何部长，用任何学说、任何主义能指导任何艺术家；罗丹、梅西安、李盖提、斯托克豪森和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从来不是那个领导人指导出来的；从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到梅兰芳、马连良、齐白石、张大千，都不是被任何主席、任何常委指导而成为艺术家的。而曹禺和沈从文，由于努力听从党的文艺理论指导却写不出和不让写了！西方不少国家领导人本身就是音乐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是钢琴家，俄国前总统叶利钦的副总统鲁斯苛依是钢琴家，英国前首相希思是指挥家，波兰1919年的总统潘德列斯基是小提琴家，恐怕还有许多。这当然是由于西方文化高而普及的历史原因，但是他们却都没有去指导作曲家和艺术家如何创作，而且西方任何政府也从没有以指导艺术家为职能，艺术却发展的都比我们高。对比起来，我们政府的文化部门的职责到底是甚么？五十年过去了，不能也深刻反思吗？我认为首先不是管理，而是服务。领导干部当然都不如作家艺术家懂自己的专行，但却都要指导和管理作家艺术家，外行领导内行，虽然放宽了框框条条，但是和1957年的观念和结构一样，并无根本改革。

　　我建议我们的省、部级及其以上的高级文化干部，都应该看一下萧斯塔克维奇的歌剧“马可白夫人”，现在卖到这部歌剧的DVD并不困难，用来反思和吸取1936年它是如何被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的，为了再不重蹈覆辙。这就要提高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的文化水准，以不懂交响乐为耻、为羞、为愧。我认为再也不要去发明各种毫无意义的口号来管理和指导创作了，而应是真正为艺术事业服务而解决具体的问题，如交响乐创作事业，要建立从创作、演奏、录音、出版（CD和总谱）、发行、国际交流的流水线的生产机制，这才是我国真正要解决的而五十年也没有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啊！我的“云南音诗”是18年后才演出获奖的，我的“第一交响乐”是37年后才得到首演的，我的小提琴协奏曲从1984/1997/2000/直到2005才首演，现在我还有多部大型作品5年、8年不能首演。这些作品所经历的这些被历史延误的象征性和代表性，正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延误和悲哀。据我所知其它作曲家还有此类情况者并不在少数。而年青作家的作品的首演，更是普遍的困难。所以，领导人和领导机构的职能，在改革的时代，早就应重新思考而根本改革了！何赏不能学习和参考西方国家的文化部门，如法国文化部的观念和职能而真正改革自己的观念呢！我提出的希望是：

　　1、变管理为服务，提高全国省部级及以上的文化干部的文化水准，以不懂交响乐为羞为愧为耻；

　　2、由此才能真正尊重艺术规律，尊重艺术家；凡艺术规律和行政规律发生矛盾时，以前者为指导而以后者服务于前者；

　　3、对严肃音乐要给以支持并制定相应的法案，对流行音乐课以重税来支持古典音乐是早应可行的方法，可惜此议已提出20多年了，却从未能被采纳而实施；

　　4、以艺术规律为指导开展广泛平等的艺术批评，行政不要干预。1996年“国交”建立，据说□□部曾下过“红头文件”明令不准批评；2000年“爱乐”建立，据说又有正式文件不准批评，有此必要吗？

　　5、对评奖、委约作品不要有意识形态的任何定题，真正以二百方针为指导，鼓励艺术的创新；

　　6、建立从交响乐的创作、演奏、录音、出版（CD和总谱）、发行、国际交流的流水线的生产机制，这是最迫切的文化硬件机构的建设工作，这才是政府文化部门真正的本身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