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王西麟在《人民音乐》编辑部创作座谈会为回应《积极推动民族交响乐创作》一文的发言整理而成）

　　“喜闻乐见“就其字面的本义来说，是一个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接受的口号，也是缘出于1942年的“讲话”。说的是要求艺术作品不但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能被广大的工农兵欣赏者所喜闻乐见。而甚么是工农兵呢？中国的工人还很少，而且又都是来源于农民，中国的兵也是主要来源于农民，所以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就是为农民服务，就是艺术作品要用农民喜闻乐见的乡村文化的欣赏标准和艺术形式才能被接受。所以它是个农业文明的审美和欣赏标准。当时是战争年代，“白毛女”和“十二把镰刀”就是这个口号指导下的产品。所以，它从提出之始就不是穿越人类思想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时空的，而是有特殊界定的，这就是以夺权为目的的战争及其工具——根据地的军民。

　　从1949年建国后，历史条件根本的不同了。但是我们仍用同样的一个审美观念和同样一个欣赏标准来要求一切艺术，显然是狭隘的，不但不能前进，反而是极大的阻碍。这个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化模式和精神武器，于是到了文革中就成为谴责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口号，把凡是中国工农兵听不懂的包括西方交响乐艺术在内的人类文明史的一切优秀结晶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到贝多芬全都被粗暴践踏打翻在地；在中国，起自赵元任、萧友梅、黄自、贺绿汀，都是资产阶级音乐家，交响乐和歌剧都是大、洋、古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央芭蕾舞团的指挥家黎国荃就是被命令敲着大鼓同时自己喊叫着“我是大洋古”，在被残酷的他辱和自辱中被摧残致死的，想起来就为他难过而谙然神伤！这种事例遍布全国。所以“喜闻乐见”就绝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艺术欣赏口号，而成为一个农业文明的法西斯口号，在文革中就成为一个可以致人死地的可怕武器了！

　　从1942年迄今过去六十多年了，开放改革也近30年了，历史毕竟进步着。我们在经济、工业、农业、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文化领域也在努力建设和发展交响乐艺术而努力向国际接近。我们在八十年代曾有过极为可贵的反思，但是由于反思和总结教训还很不够而且被人为的中断了！今天又再次提出“喜闻乐见”的文化口号，而且拿来要求并加之于交响乐艺术之上，这就必须给以历史的检验、反思和审视了！首先，今天它的对象是指的甚么人？还是主要是指农民或工农兵吗？或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或还是较高文化的人们？无论对上述任何一部分人，尤其是前者，交响乐都是不易被广为接受的。交响乐艺术是工业文明的文化艺术的结晶，在西方已经过起自文艺复兴的5~6百年的积累而在近三百年逐渐形成体系，成为高度精深的艺术。而中国是数千年的散漫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我们的传统民间音乐的确有很多优秀成果，但都是农业文明的观念和智慧结晶，流传和保存它们的技术和方法也大都是不精确不规范的，多一个人演奏和少一个人演奏，高一些和低一些，快一些和慢一些，强一些和弱一些，都不精确规范化。而西方文明却高度精确化，如达。芬奇在14世纪的人体解剖的理想的精确的，比例图。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欣赏习惯、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心理状态、不同的思维方法，都是差异很大的。外国的交响乐和中国的京剧，都是由民间进入宫廷后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像金字塔，塔尖越高，达到的也越少。中国没有过文艺复兴，如果不理解贝多芬、布拉姆斯，看不懂康津斯基、毕加索的画，不能埋怨他们这些作曲家美术家不好，更不能如文革那样把他们都打倒，而只能埋怨不懂者水准低吧了！此理中外亦然。要使中国人普遍能听懂交响乐，恐怕绝非数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短期所能见效的，这就仍然像金字塔一样，不过是倒过来，只能首先被文化高的少数人听懂、理解和掌握，并逐渐推广之。所以，交响乐只能是高、精、尖的少数人的艺术。这在西方的今天和中国的明天、后天也亦然如是。这是对于欣赏和接受艺术来说。

　　而对于艺术的创造史来说，前一时代的艺术和文明总是被后一时代的艺术和文明所发展、所吸收、所提高、所总结的，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从奥地利乡村音乐到莫扎特的交响乐和歌剧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但是按照“讲话”的要求，莫扎特、贝多芬只能写和必须写为德、奥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乡村音乐，否则就要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打倒！我们已经打倒过而又被实践证明是打而不倒过一次了！所以“喜闻乐见”混淆了民族文化的不同和审美的不同，是封闭的口号。

　　中国的交响乐作曲事业起步晚、时间短，迄今也刚刚七十年，却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在掌握交响乐思维方面，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其中也的确有了一些成功的比较通俗的作品，如马思聪先生的“山林之歌”、杨庶正的“土族主题随想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和我的“云南音诗”、“火把节”，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交响乐艺术的主流。而那主流或交响乐艺术的核心，交响乐思维的与众不同，它的灵魂，却正是所说的交响性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就是贝多芬、布拉母斯、马勒、萧斯塔可维奇、潘德列斯基、鲁托斯拉夫斯基代表的作品，这个灵魂或核心，是对人类命运的真诚关注和伟大悲悯，是不能用“歌功颂德”和“喜闻乐见”来加以庸俗化的，而且和“歌功颂德”“喜闻乐见”是背道而驰的。这同样是金字塔式的结构，攀登和达到的越高，理解的也越少，正所谓曲高和寡，中外亦然。何况即是在工业文明的社会，交响乐也永远不能是流行音乐而不能在审美上混为一谈，如果要求强行一致的“喜闻乐见”，只能是愚昧无知吧了！

　　“喜闻乐见”在1942年的提出就是代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审美，就有先天的历史的狭隘的功利的局限性而不能穿越文明史的时空，实践已经检验证明了六十年了！1949年后的中国，因为用斯大林/日丹诺夫主义为指导而排斥了一切起自20世纪的现代音乐和现代艺术，于是文革前的中国只能听到欧洲古典音乐，文革中连古典音乐也全部打倒。文革后我们才痛感落后才对此历史空白努力补课，才认识到前苏联的日丹诺夫（包括高尔基）的对西方20世纪现代音乐的论述是错的，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进步。而经过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难道还看不见世界音乐在20世纪已极大进步，我们努力追赶还猷不及啊！如果硬要再度搬出“喜闻乐见”这个口号来指导全国，难道不再次成为对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一种向后看的逆反、束缚和历史的倒退吗！

　　诚然，世界上的交响乐听众今天和以后依然是古典作品为多。但是我们多么尊敬那些开劈历史、锐意前进、勇于创新而成为人类智慧文明高峰的艺术家啊！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熏伯格、巴托克、李盖提，他们的名字如莎士比亚、贝多芬同样辉煌！可惜他们的作品直到今天在我国仍然演奏的太少而做不到“喜闻乐见”，所以要被三十年前的文革打倒，实在是“罪有应得”！啊！“喜闻乐见”真是一个令一切艺术家们无限神往的标准和境界的崇高口号啊！但是难道应该和艺术的革新相对立吗？难道莫扎特的音乐不是以清新流畅的天才的创新而被“喜闻乐见”的吗？但是莫扎特永远受到的是尊敬，而在中国，就是在革命根据地“喜闻乐见”的伟大典范“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的作者乡土文学家赵树理，在文革中却由批斗他的三张桌子的高台上被推（打！）下来跌断三根肋骨而难逃一死。

　　上海的音乐刊物“音乐爱好者”2005/11/刊出一文，集中说的是：如斯特拉文斯基“春祭”、德彪西“牧神午后”、拉赫玛尼诺夫“第一交响乐”、甚至包括比才的歌剧“卡门”等不能算少的开劈了世界音乐史的首演遭到特大惨败的（被称为音乐史上的“滑铁庐大惨败”）而在后日都成为伟大的划时代的名作的作品，都是曾经不“喜闻乐见”的历史。所以让我们回头看，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提出和发表“讲话”的时后，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肯定是没有被它的作者听过而被包括在“讲话”的文化知识视野之内的。

　　我们当然无须以此苛求前人，但应深刻反思洞察其局限性而再也不要用来束缚后人了！

　　说穿了，其实“喜闻乐见”的用意，就是用如同“大跃进文化”、“文革文化”一样的公式，把艺术当成图解政策的直、白、浅、露的宣传品而庸俗化。

　　米兰-昆德拉说：“艺术的前进乃是美学的前进”。音乐史上的巴洛克风格、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乐派、印象主义、新古典主义、十二音无调性乐派、第二国民乐派、到20世纪形形色色的先锋派艺术、偶然音乐、音色音乐、音块技术、微型复调、微分音、等等历史的进步，都是不被“喜闻乐见”而又被历史检验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创造。我在1980年第一次听到美国的先锋派作曲家乔治。克拉母作于70年代的“遥远古代的孩童的声音”的作品时，真使我大为惊讶又大开眼界啊！从而痛感我的青年时代由于没听到这样的音乐、没学到这样的音乐美学和音乐技术而被殉葬了！从那时又过去了25年了！今天又再重提“喜闻乐见”的口号，要我们回到过去，好像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突然都化为乌有了！

　　我们应该大力鼓励作曲家们努力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并且潜心努力于锐意创新、发展个性，而不是用“喜闻乐见”来消灭个性并迎合和媚俗。人类历史是向前走的，江河是不能回头倒流的，而“喜闻乐见”是向后看的倒行逆施的口号，从1942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还不清楚吗？

　　只要我们不再盲从而独立思考，就会发现许多被作为指导方针的口号，如过去文革的“三突出”，今日的其它“三字经”，其实都带有相似的封建倒退的腐气，而且其行为的途径也大致同样都是自上而下。今天又在大力鼓吹和恢复“红色经典”，但是难道不更应该大力介绍和演出20世纪以来的国际现代文化和当代文化，并大力提倡历史开创性的艺术吗？这就使我想到百年前清末的甲午之战全军覆没，其根本的历史教训在于只学坚船利炮而没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如今我们的太空飞船上天了，但是却对“主旋律”“红色经典”“喜闻乐见”的要求并不改革，历史真是在何其相似的不断反复啊！难道不能由之悟出深刻的教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