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州鳟鱼歌剧团组织创作，旅美华人歌剧艺术表演家邓韵女士担任艺术总监，青年作曲家刘天石作曲的《诗经-乐图》套曲于近日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并被列入“国家艺术基金2014年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该剧作曲家刘天石从音响层面和音乐语言两方面为读者介绍了西方歌剧的演绎形式与华夏民族的诗词韵律如何相得益彰。

    中西合璧颂华韵

　　从单首诗词的谱曲到雏形《诗经组曲》，再到今天的《诗经-乐图》套曲，无不凝聚着所有创作及演职人员的心血。作品以新曲演绎旧词，同时应用一种新的情景歌唱表演形式将诗、礼、乐熔为一炉。这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重要思想。

　　该作品音乐构思及乐器编制定位方向清晰，沿袭了中国古代诗歌端庄、典雅、柔美的整体风格，同时采用了西方的美声唱法对诗词进行演绎，为最大程度地契合诗、乐、图的意境色彩和舞台设计，将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及中国民乐之皇“琵琶”作为主要演奏乐器并辅以箫、笛及打击乐为作品增添色彩。中西乐器混合编制的乐队组合不仅体现了音色的丰富多样，而且营造出古朴典雅的音乐氛围。音乐风格以五声性音列和七声调式为主体结构，但考虑到作品在当今音乐环境下的审美需求，传统调式结构被扩展处理，增加了纵向和声色彩的转换以使作品不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并且渗透了新的审美层次。

　　《诗经》的年代久远，六经之中的《乐经》又已失传，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诗经》是唱出来的。由于《诗经-乐图》套曲的定位是立足传统走向世界，那么如何能够让西方文化的受众来接受这部作品呢？从作品音响层面的角度进行思考，再次还原三千年前《诗经》唱诵的原貌不现实，歌剧的表演形式更为恰当。在西方文化中，歌剧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用歌唱的方式去体现戏剧性，包含合唱、重唱、独唱及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等各种演唱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歌剧这一体裁在国内的传播与影响十分广泛。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广州大剧院等场所的陆续兴起，歌剧已经拥有了广大的听众。因此采用这一演出形式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可以起到较好的传播作用。

　　《诗经-乐图》套曲中采用混声合唱的有《鹿鸣》《子衿》（含领唱）和《鹿鸣》，主要运用混声合唱立体丰满的音色特点及和声塑型来营造比较宏大的戏剧场面；依据诗词内容与表述对象，《野有蔓草》及《蟋蟀》采用了纯男声合唱的形式；男女对唱的《木瓜》《女曰鸡鸣》及伴有合唱的二重唱《绸缪》就更偏重情感的细腻表现。《月出》和《将仲子》就分别采用了男声独唱与女声独唱，而且仅用钢琴伴奏的演出形式，突出诗词古朴孤寂的情绪，用咏叹调的演唱形式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钢琴与人声的组合是声乐演唱中极为常见的演出形式，甚至成为艺术歌曲的范式。钢琴虽为西洋乐器，但传入中国后发展得极为迅速，听众对钢琴的音色与表达力也十分熟悉。除了主要唱段之外，作为贯穿情节线索及诗词内容讲解的部分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的版本中采用了讲述人旁白的方式，在西方歌剧中则多用宣叙调形式。

　　此外，在开篇《鹿鸣》与终曲《鹤鸣》里均使用了钢琴平行音块演奏的设计，运用钢琴的敲击特性与多声特点来模拟编钟的音色。琵琶的弹拨乐特性带来“点线结合”的特殊音色，这是西方乐器中不常使用的，而在这部作品中则利用琵琶音色来增添色彩。箫与笛同为一人演奏，利用箫虚渺空寂的音色特点来营造出历史的厚重感，将观众的思绪带入到远古。笛子的音色穿透力较强，气息动态变化多，因此多用于描写抒情语句或喜悦场景，如描写新婚之夜的《绸缪》。打击乐的乐器种类繁多，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选用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大锣、排鼓、木鱼，西洋的吊钹、三角铁等，同样体现了中西混合的编制。

　　《诗经》作为华夏文明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用何种语言去唱诵已不得而知。粤语曾被列入演绎诗词语言的考虑范围，但考虑到作品的传播，最终还是选择用普通话发音来唱诵《诗经》。在音乐语言的设计方面，旋律声部音调的创作主要来源于对《诗经》的诵读，从诗词的韵律及发音来构思曲调的轮廓。作品采用五声性音列作为旋律的基本音高结构，在旋律的横向延展过程中运用清乐、雅乐、燕乐的调式交替，来丰富旋律进行。如果在单一调式旋律进行中，纵向的和声则采用不同调式的和弦结构色彩并借鉴西方和声语言进行配置。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使作品既具有民族风格旋律进行的特点，又不拘泥于单一调式色彩，避免审美疲劳。

　　《诗经》中的诗词本身就具有重章叠句的结构特点，多为四言体，此套作品所选取的诗词也大多为这种形式。如何在多首雷同的诗词结构中避免单一的音乐写作形式，又要完整地将作品呈现给观众，这给音乐创作带来难度。如果在谱曲中完全遵循这些诗词结构就会略显呆板，因此作曲家在遵循诗词原本结构的基础上，利用音乐语言的优势将四言体的方整性打破，在实际演唱时这些四言体的诗词每一句的长度都不尽相同，有利于演员更好地抒发情绪，同时给作品带来更大的张力。如《绸缪》创作中，前两段诗词采用喜悦激动的情绪由男女主人公二重唱引入，前四句呈现出“短-长-短-长”的结构，第三段诗词加入合唱将音乐推向高潮，最后一段音乐采用舒缓的情绪吟唱并结合了三段诗词的内容，刻画了喜悦场景之后人物内心难以平复的情绪。

　　在2015年的创作计划中，《诗经-乐图》套曲将被进一步扩展与完善，在原有的音乐形式上增加序曲及器乐演奏的比重，将情节线索的叙事部分运用蒙太奇手法嵌入到宣叙调之中，增加套曲的戏剧成分，为走出国门做好充分的准备，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经典的正能量。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博士，星海音乐学院现代音乐系青年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