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的指挥艺术，黄飞立的名字是极为响亮的，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这位中国指挥艺术的泰斗，为祖国的音乐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毕生奋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价值极大的贡献。今年对于黄老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中国指挥家学会、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北京市教委、海淀区教委、北京101中学金帆交响乐团、北京中关村二小（小金帆）等单位，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这个活动非比寻常，它包括着三个含义，一.黄老的九十寿辰，二.黄老从事音乐教育七十周年，三.黄老与夫人赵方幸教授结婚六十周年。正因为如此，这次活动搞得非常有意义，德高望重的黄老，受到了来自各方人士的尊敬、爱戴和祝贺，而参加庆典的人们看到黄老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精神时，亦都表示出了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激动。

　　音乐伴随他走过辉煌一生

　　黄飞立于1917年6月17日出生在广州，他自幼酷爱音乐，很小就显露出超群的音乐才华，上小学时，他非常崇拜教他音乐课的老师，那个老师吹拉弹编样样精通，给黄飞立带来了很大的感染。他开始求教这位老师，在他的帮助下学会了吹奏六孔短笛，还学会了打小鼓并很快成为了学校童子军管乐队的队长。以后，黄飞立又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他的小提琴水平提高很快，学琴不久后一般老师就教不了他了，于是他便拜当时上海国立音专教授、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副首席盖索夫斯基为师，系统地学习小提琴演奏。黄飞立的小提琴拉得很出色，但更令他着迷的是那根细长的指挥棒，在他眼里，那个站在舞台中央，挥舞指挥棒统领着几十名乐手的指挥是音乐家中最神圣的，他羡慕指挥家创造音乐的特殊优势，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指挥家那样创造音乐。于是他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合唱团，管弦乐团和室内乐团的各种活动，努力从各方面丰富自己，扩大自己的艺术视野，后来，一个叫黄永熙的人请他到自己经手的中华基督教合唱团和圣乐团中协助工作，黄飞立如鱼得水，身上的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他经常帮助黄永熙排练合唱及乐队，在实践过程中边看、边练、边摸索，在指挥技艺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

　　黄飞立虽然音乐才能颇高，但开始时是不愿以音乐为职业的，当时他小提琴拉得好，有人劝其考上海音专，他则怕当“洋琴鬼”而拒绝。他为自己选择的职业道路是医学，1937年于沪江附中毕业后投考了燕京大学医预科，但“七.七”事变的炮声打破了他的梦想，最后只能选择上海沪江大学医预科（属生物系）就读，1941年黄飞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正当他想在医学教育事业中奋进时，日本人在上海的残暴统治加剧，为了躲避战乱，黄飞立不得已而来到福建，1943年—1945年，他在福建音专作了两年教师，在那里教授小提琴，同时也兼做一些指挥活动，这时，他才正式开始以音乐为职业。在福建音专期间，黄飞立抓紧时间完善自己的音乐技能与修养，他刻苦自学，除小提琴外还努力学习钢琴，并在两个月内翻译并抄写了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实用和声学》及普劳特的《曲式学》。由于他教学方法独特、教学成果突出，还未到而立之年就被校方提为副教授。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就是在福建音专的校园里，黄飞立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赵方幸女士，当时赵方幸是声乐系的学生，二人相识后双双坠入爱河，终于在1946年喜结连理。黄飞立与赵方幸是一对恩爱的模范夫妻，今年是他们六十年婚庆纪念，据黄老讲，这六十年当中，夫妻二人从未真正红过脸。

　　1948年，黄飞立为了深造音乐，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音乐留美学者。在耶鲁大学，黄飞立师从20世纪著名作曲大师保罗.亨德米特，在他的指导下系统钻研作曲理论。黄飞立在美国的学习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也十分突出，是当时亨德米特手下出色的学生之一，在这位大师的亲自指导下，黄飞立获得了耶鲁大学音乐学士学位。

　　1951年回国后，黄老工作于中央音乐学院，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他念念不忘自己所依恋的指挥台。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乐队，成了他进行指挥艺术实践的试验田，五十年代，他指挥这个乐队及学院合唱团参加全国第一届音乐周，演出了世界经典歌剧《茶花女》、《弄臣》和《黑桃皇后》选场。在他丰富的指挥生涯中，有着如下辉煌的记录：在中国指挥首演柴科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指挥当时的中央歌剧舞剧院演出亚当的舞剧《吉赛尔》，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指挥了中国芭蕾舞剧《鱼美人》，1964年指挥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首演，还曾在六十年代与当时的中央乐团进行过系统的巡回演出，并首演了女作曲家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九十年代与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马勒的《大地之歌》……

　　在黄老的艺术生涯中，培养、训练北京交响乐团的成长是其一项重要的功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歌舞团管弦乐团（北交的前身）的领导找到黄老，希望他能抽时间系统训练一下他们那个以“小青年儿”为主体的乐团，黄老赶去看了他们演出的舞剧《小刀会》，那个乐队的动静简直糟透了，用黄老的话说是“炮火连天”。看罢演出，黄老对乐团的领导提出了三个条件，作为训练乐队缺一不可的“约法三章”，一.把乐队从为歌舞伴奏的境况中解脱出来；二.配齐乐队编制；三.订出制度，严格管理，黄老许诺，若严格训练，三年便可初见成效。乐团领导答应了黄老的要求并按时做到了一切，于是，黄老上任，先从德奥古典音乐抓起，强打基础、扎实训练、循序渐进、稳步提高。三年时间里，这个乐团在演奏上有了质的改变。黄老说，我们先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作为基础演奏好，很快就能够演奏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了。实践证明，只要耐心、细致、严谨而有计划，乐团的训练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黄老就是这样，凭着他的高超才华和技艺，更凭着他热爱音乐的严谨态度和强烈责任感，一步步把“北歌乐队”训练成为一支像样的、专业的交响乐团。

　　黄老除了对北交的培养训练外，几十年来还走遍了祖国各地，他曾与天津、广州、深圳、太原、昆明、沈阳、哈尔滨、长春、武汉、南京、济南等地的省市乐团合作，演出了无数场具有相当规模的交响音乐会，他对待音乐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无论什么样的音乐会和作品，都要进行严格的准备，哪怕是再熟的作品，他也要重新对其研究和审视，力争拿出新的演释方法。

　　黄老七十岁退休后，并未终止他的音乐活动。陶西平主持北京市教委工作时，为了突出学生的素质教育，加强美育培养，力邀黄老出山组建中学生金帆交响乐团，为在青少年中普及交响音乐做一些实际工作。黄老欣然同意，二话没说便走马上任，他亲自担任北京101中学金帆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认真培养和训练那些热爱音乐的孩子们。十几年过去了，金帆交响乐团在黄老的培养下已成为国际知名的学生交响乐团，1998年，黄老率团参加了莫斯科第二届国际青年乐队音乐节，获得了优秀表演奖；2004年又率团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第34届国际青年乐队比赛，获得第一名，此外还曾率团赴法国参加国际大学生艺术节，同样在艺术上获得了很高荣誉。自黄老任金帆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不知有多少学生亲受过他的教诲，而一代代从这个乐团中走出去的学生，或成为有作为的专业音乐家，或成为具有一定音乐知识和修养的各行业精英人士，他们在祖国各地传播着音乐的种子。这正应了黄老的精辟见解“从娃娃抓起，从培养青年入手，是提高我国严肃音乐欣赏水平的重中之重，这些年轻人一旦具备了全面的艺术素质，将来就能够成为严肃音乐的忠实听众，而再由他们发挥传带作用，就会最终形成欣赏严肃音乐的庞大社会群体”。由此可见，作为权威音乐家的黄老，具有着多么真挚和赤诚的社会责任心，他对音乐本体艺术的作用及其社会功能，均有着富有远见的眼光。

　　祖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辛勤“拓荒”者

　　黄飞立在亨德米特的指导下拿下了耶鲁大学音乐学士学位，毕业后，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和亨德米特本人都希望黄飞立留下继续深造，而此时的黄飞立接到了我国著名作曲家马思聪的来信，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动员黄飞立回国，希望他到中央音乐学院来，大家一起为新中国音乐艺术的兴起和发展作一番事业。黄飞立看后热血沸腾，他婉言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此时的黄飞立已是一位博学多才、修养深厚且见多识广的优秀音乐家，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后，他首先在作曲系中发挥了才能，教授和声和复调。他在教学中积极灵活，主张启发式教学，还秉承老师亨德米特的作法，以二部写作为基础，将和声与复调两门课有机地联系起来，达到了“合二为一”的综合效果。他还重视民族风格的写作，力图达到西洋技法与中国民族风格的紧密结合。

　　黄飞立是我国早期优秀的小提琴家，他有着独奏、乐队演奏和室内乐演奏的多种经验。1953年，黄先生调到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任系主任，转为主教小提琴和室内乐，针对学生毕业后多从事乐队演奏的现实问题，他在教学中注重实际，为他们开设乐队合奏课和进行室内乐重奏训练。他的理念是，管弦乐学生的主科不应局限在各类乐器的演奏主科，而应包括室内乐和乐队合奏在内。中央音乐学院在走过一段只重器乐演奏主科而忽视室内乐、乐队训练的弯路后，目前已认识到加强室内乐及乐队训练课的重要性，由此看来，黄飞立当时的理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先进理念。

　　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决定建立指挥系，吕骥同志找到黄飞立，希望由他出面来担纲重任，黄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终于将指挥系主任这付艰难的担子挑了起来。记得我在一次与黄老的谈话中问及这个问题，我问：1956年学院建立指挥系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的？您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可否说您是在有意实现您心中的愿望？黄老答道：“这并不是我有意的。在中央音乐学院决定建立指挥系前的一两年，中央乐团邀请了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开办合唱指挥训练班，召集了全国各地的指挥人才集中培训，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也邀请了苏联专家巴拉晓夫办了一期合唱指挥训练班，一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领导开始重视指挥专业，吕骥同志找到我，表示院里希望搞一个合唱指挥专业，我当时认真想了想，觉得时机似乎还不太成熟，但我通过观摩巴拉晓夫的教学与排练，得出的结论是我也可以教指挥。一天晚上，吕骥再次找到我，重又提起建立指挥系的事儿，我说这个系可以搞，但没人啊，我还在管弦系呢，吕骥果断地说，你现在就调出来，当指挥系主任，就这样，指挥系便建立了”。

　　黄老当指挥系主任，可谓实现了他从事指挥和指挥教育事业的夙愿，然当我向他问及这个问题时，他却深情而又略带风趣地说道：“我的确热爱指挥艺术，迷恋它的创造性、迷恋它的丰富变化。我自认为自己不是搞作曲的料，因此学作曲都是为了更好地搞指挥，有趣的是我正规学过小提琴、正规学过作曲，就是没有正规学过指挥，我的指挥知识和技艺都是自己”偷学“而来的，是靠实践和研究积累而来的”。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自黄老1956年参与建立以来，至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当时建系时，黄老的手下只有郑小瑛、沈武均和任策等几个老师，学生则是从各个系转来的，然经过50年的风雨考验，这个系已成为具有先进教学体系、先进教学方法和先进教学成果的庞大专业机构。黄老在这个系中担任教授和主任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现今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指挥台上的中国指挥家，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黄老的指导，从指挥系的第一批学员唐江、徐新开始，到后来的吴灵芬、陈佐湟、王进、吕嘉、邵恩、胡咏言、水蓝、俞峰等，几代指挥家的成长都凝聚着黄老的心血和汗水。面对着成绩和荣誉，黄老谦虚地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50年所取得的成果，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并非我个人所及”。而谈到指挥系的建系风格，他则说道：“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教学始终是本着严谨、系统、全面和坚持特色的原则来办学的，我这个人非常讲究基础，干什么都要打好基础，这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学指挥必须要精通作曲理论，只有这样你才能弄懂作品的真正含义，我当年就是为了搞指挥而系统地学习了作曲理论，实践证明受益匪浅，因此我也要求学生们做到这一点。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多年来以苏联严谨、科学、系统的指挥法为核心，兼取欧洲各家之长，并结合中国特色予以完善，这就是我们教学的思路”。

　　追求“真善美“的谦逊长者

　　黄飞立是一位慈爱而又温和的人，他对待学生、同行、友人及家人，均报有着一种谦逊的作风和大度的态度。他出身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文化修养和渗透着基督教义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做人和成长。他认为科学追求的是真，基督教追求的是善，而艺术追求的则是美，这三者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应该不断地去追求，这也就是所谓对“真善美”的追求。人们都知道，黄老无论是作为音乐家还是音乐教育家，无论是作为指挥家还是指挥教授，都始终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努力贯穿和融会着“真善美”的内涵。黄老做人一生耿直，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破私情、敢于承担责任，更能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文革中他被扣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残忍的批判、斗争、关押和毒打，然他始终光明磊落，坚信真理，就是在繁重的苦役生活中，他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面貌。文革后重新工作，他把几年间积攒的全部激情一下释放出来，不但在教学上硕果累累，而且还多次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至高的荣誉和广泛的影响。

　　黄老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他对妻子、孩子都充满着无私的爱，对求他帮助的人则尽心尽责。他热爱生活，喜欢新生事物，每日钻研电脑，理解和操作均达到了很高水准。他也喜爱抽烟喝酒，但从不过量，每次达到兴致就收场。人们从与黄老平凡的接触中，能够充分感受到他乐观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态度就像他毕生所热爱的音乐一样，自然、均衡、谐和而美好。 （景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