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音乐和舞蹈，作为艺术符号，其本质都是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符号表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内在生命情感的律动是激发舞蹈体态、音乐声态的律动形式的最直接的内在动力源。舞蹈体态符号和音乐声态符号的张弛、快慢、起伏的律动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内在生命情态的力的张弛、快慢、起伏的律动激发和制约的，从符号形态学的角度看，舞蹈体态、音乐声态节奏律动形式与人的内在生命情感的律动形式存在着某种异质同构性，正因为这种异质同构性，人们才能通过舞蹈体态符号和音乐声态符号表达内心的生命感受，才能通过舞蹈体态符号和音乐声态符号体验把握其中蕴含的生命情态和生命意义。

　　关键词：音乐符号； 舞蹈符号；律动形式； 生命情态；同构

　　音乐和舞蹈，作为艺术符号，其本质都是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符号表征。人体是内在生命情态活动的承载体。内在生命情态产生于人体，作用于人体，外显于人体。人的内在生命情态通过声态、体态无时不刻地在传替和显现着它的各种变化，起到传达交流情感的作用。通过声态和体态的外化，原本无声、无形的内在生命情态转化为有声、有形的外在的生命情态。这种转化为音乐音响符号和舞蹈体态符号的抽象提供了直接的原型。

　　一、内在生命情态律动与音乐符号律动形式之同构关系

　　人的内在生命情态是什么？因角度的不同，解释可能是多样的。如果我们从生命力的角度来审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生命力的一种运动过程。人的情绪情感的两极性运动引发的肌肉紧缩和放松、心跳的加速和减速、呼吸的急促和舒缓、血压、体温的升高和降低等等，都是生命的力的一种运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两极性运动是由人的生物能量的激发而产生的生命力的增长和消退的过程。当这种内在生命情态的两极性的力的张弛、快慢、起伏等形态呈现为有规律的运动过程的时候，内在生命情态的力的运动就成为一种有节奏的律动。这种有节奏的内在生命情态的力的律动，也就成为激发有节奏的舞蹈体态和有节奏的音乐声态的律动的最直接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也就成为舞蹈体态和音乐声态的节奏律动形式赖以抽象的最直接的原型。

　　让我们先来考察音乐声态与内在生命情态之间在律动形式上的同构关系。音乐声态的张弛、快慢、起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受内在生命情态力的激发和制约的。

　　首先，从力的张弛来看，音乐声态力的张弛受内在生命情态力度的张弛的激发，两者在形式上具有某种同构关系。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力张弛状态直接影响着言语声态的力的张驰状态从而直接影响着言语声态的表情性质。内心情态处于激动状态的人，其说话的紧张度也是较大的，说话的声音也因此较大。而内心情态处于平静状态的人，其说话的紧张度也就减弱，说话的声音也因此较小。同样一句话，由于其力度的不同，表情性质也不同。譬如，“你去哪？”如果用轻声的语调来说，它所表达的可能是言说者对被言说者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关心或者怜爱的情感；如果用大声的语调来说，它所表达的则可能是言说者对被言说者的一种发泄内心的愤怒的责问。因此，人的话语的力度与言说者内在生命情态的力度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不同话语的力的张弛状态显现言说者不同的内在生命情态的力的张弛状态，从而使同样的话语蕴含和表达着不同的情感性质。音乐的声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言语声态的概括和抽象。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毛诗序》）通过言语声态这个中介，音乐声态与内在生命情感状态之间获得了相关性。一般来说，紧张度较大、声音强度较大的音乐声态，一般来说，总是与激动的、紧张的、愤怒的、恐惧的等内在生命情感状态以及相关的言语声态构成某种联系。而紧张度较小、声音强度较弱的音乐声态其蕴含的或者表征的情感意义，一般总是与张力较小的所谓恬静、温柔、悲哀、失望等各种内在生命情感状态以及相关的言语声态构成某种联系。音乐声态的力度状态总是与内在生命情感状态的力度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具有某种同构关系。音乐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这种内在生命情态的力抽象为一种包含着张力和张力的消除、平衡和非平衡以及节奏活动的声态的结构模式。音乐创造的是一个声音的力的世界，这个力的世界是通过一系列声音的连续展现显示出来的。当人们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种包含着张力和张力的消除、平衡和非平衡的声音的展现过程，而动力性的声态模式所标示的也恰恰是一个与内在生命的活动过程具有同构关系的包含着张力和张力消除、平衡和非平衡以及节奏活动的结构模式。这些力的相互冲突和解决、起落和节奏变化标示着内在生命情感的变化。

　　其次，从速度的快慢来看，人的内在生命情态运动的快慢变化是受人的情绪状态影响的。人的情绪处于兴奋状态，人的呼吸、心跳、脉搏的运动就加快，人的情绪处于平静的状态，则放慢。这种内在生命运动速度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直接表现在人的言语声态中。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兴奋状态的人，其语速相对来说一般是较快的；而处于平静状态的人，其语速相对来说则一般较慢。这种语速的快慢可以说与言说者当时的内在生命情感状态的运动速度有着直接关系。音乐声态的运动速度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言语声态这个中介，与内在生命情感状态的运动速度产生了相关性。激动的、热烈的、欢快的、或者是狂热的、愤怒的、慌乱的等情感状态，一般来说，用较快的音乐声态表现之；而恬静的、温柔的、甜蜜的、或者是忧伤的、哀愁的等情感状态，一般来说，总是用较为缓慢的音乐声态表现之。在音乐的创造、演绎或欣赏活动中，人们也总是把内在生命情感状态与音乐声态的速度与人的内在生命情态与作为一个重要的相关性因素来考虑，作为创作者，他把所要表达的内在生命情态用相应的速度在乐谱上提示出来，给演绎者的演绎活动提供一个正确的速度依据；作为演绎者则必须尽可能地按作者的意图以及所标示的速度来演绎，这样才能使其演绎出来的音乐声态接近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同时也为演绎者的创造性的发挥奠定一个正确的速度框架；作为欣赏者，也把音乐声态的速度作为其体验、理解音乐声态所蕴含的情感意义的重要参照性、限制性因素之一。一个有正常音乐欣赏力的人，不会把一个快速运动的音乐声态与平静的内在生命情感状态挂起钩，也不会把一个慢速运动的音乐声态与兴奋的内在生命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反之亦然。这就是速度因素在欣赏中给人们体验、理解音乐声态的情感意义的重要的参照性、限制性作用。当然，人的内在生命情感状态的速度除了两极性外，还有处于两极之间的复杂细微的中介速度的情感状态，就是同一速度的情感状态中情感的性质也有区别，譬如同是慢速既可能表现恬美的情感状态，也可能表现哀愁的情感状态。这种更细微的情感意义的区别，只有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在与其他音乐要素的综合分析中，并且在把具体的音乐作品放置于一定的文化阐释系统中才能较准确的障显。然而，速度在音乐声态与人的内在生命情感状态之间的相关性这点上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再次，从运动的起伏看，音乐声态的起伏同样受内在生命情态运动的起伏的激发，两者在形式上具有某种同构关系。人的内在生命情态的起伏，主要指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生理特征涨落变化。譬如，处于兴奋状态中的人，其肾上腺激素水平、血压、体温都会不同程度地升高，而处于平静状态中的人，这些生理特征相对来说都会比前者要低。内在生命情感状态的起伏变化，也会相应表现在人的声态上。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处于兴奋状态的人除了语调的声音增大、速度加快外，语调的音域也会相应升高；而处于平静状态的人则语调的声音会减弱、速度会放慢、语调的音域也会相应下降。这种现象应该说与人的内在生命情感的起伏状态是有着某种直接关联的，也就是说，人的声态的起伏是人的内在生命情感起伏的一种自然的外部表现。作为与人的语调有着某种抽象关系的音乐声态，其起伏与内在生命情感的起伏也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一般来说，表现兴奋的内在情感状态，音乐声态的音域一般来说会较高；而表现平静的内在生命情感状态，音乐声态的音域一般来说则会相对较低。而且这种高与低是随着内在生命情感起伏变化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当中的，作为音乐创作者，其作品是否成功，是否能打动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创作的音乐声态的起伏是否准确细致地、富有个性地把人的某种特定的内在生命情感的复杂细致起伏变化表现和刻画出来。作为音乐演绎者，其演绎是否成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同样在于如何把乐谱中所蕴含的某种特定的内在生命情感的复杂细致的起伏变化准确细致地、富有个性地转化为音乐声态的起伏。作为欣赏者，他是否喜欢某首音乐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首音乐作品是否能唤起他生活中经历过的某种特定的情感体验，是否能从音乐声态的复杂细致的起伏变化中激起自己内在生命情感曾经体验过的相应的情感的起伏变化。

　　正如苏珊-朗格认为的：“‘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恐怕不是单纯的喜悦与悲哀，而是与二者或其中一者在深刻程度上，在生命感受到的一切事物的强度、简洁和永恒流动中的一致。这是一种感觉的样式或逻辑形式。音乐的样式正是用纯粹的精确的声音和寂静组成的相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