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史学中的“可能性叙事”探讨并以马肖的《圣母弥撒》为例

　　一、历史叙事的“可能性”特质

　　唐刘子玄《史通》有言：“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内篇-叙事》）如果同意“历史学家的全部目的都是描述、叙述”，那么“历史记事是一种叙述，因为历史学家始终把自己关注的事情作为一个演变过程加以观察。”历史叙事是历史学最古老的任务和最基本的构成维度，也是历史学家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学者较为独特的研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使历史学研究脱离单纯的考据、分析与纯理性的思辨和逻辑，成为具有强烈主观感受和生动描绘场景的“作品”的重要工具。同时，历史学的元理论思考（历史哲学）告诉历史学家，主观性因素是历史研究中无法驱除与摆脱的另一重要维度。这是因为，历史学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素材——史料，并非对历史现象的绝对客观与准确地反映，而是渗透了不同时空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的个体具有强烈主观性色彩的记录与见解；历史研究必须立足并忠实于经过筛选、识别的可信的史料（这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区别于文学艺术的基本条件），但历史学家在运用和分析史料的同时，应该意识到其背后的、根植于特定历史语境的主观性因素及其成因（也可以说，历史家拣选史料的过程，其实并非为了获得绝对客观或精准的过去的事件的信息，而是为了获取尽可能确切地——无论是细节还是整体——反映了记录过去事件的个体的主观感受和内心想法的素材，并在历史研究中将这种主观性客体化了），并通过对这种“编年史素材”的加工和整理，凝结成具有自身主观色彩的历史叙事，从而彰显历史研究中的个性因素（当然任何历史学家的个人好恶背后都有其时代、阶级、文化属性所赋予的共性）。

　　由此，历史叙事的基本特质，其实并非对于编年史素材的绝对客观的回忆与记录，而是通过对于这些编年史素材的记录者的内心状态的理解与把握，在自身历史观念（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的指引下，去重构基于这些素材的叙事文本。在此意义上，历史叙事是一种对已经过去的特定时空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可能性的探究，而这种生存状态的方式千差万别，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艺术等各个层面，由此也构成了历史学中的各个分支。在这一体系下，艺术史以特定艺术形式的风格嬗变为主要线索，以不同历史风格下的代表性艺术品的形式特征及其创造者的内心状态为佐证，以这些作品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接受与互动为背景，同样进行着以可能性探求为目的的学理作业（包括确定真实可信的文本或图像、运用特定风格语境中的形式原则对作品进行分析、结合历史文献佐证其中所包含的典型风格等等），最终，仍然创造着某种凝结着主观意识的叙事性文本。

　　事实上，基于可能性的经典叙事文本在当代历史学著作中并不鲜见。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的众多雅俗共赏的历史著作向以基于大量原始史料的生动叙事著称，绵密的考证和技术性分析被栩栩如生的故事所淹没，而看似没有任何高深理论的叙事文本中，却包含着革命性的历史观念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在史景迁于1978年发表的有关清代前期一系列小人物的遭际的著作《王氏之死》中，这种叙事方式被发展到了极致。历史家构建了一个虚构的或者毫无编年史意义的乡村妇女王氏，在叙述起临死前的梦境时，我们读到如此文字：

　　“在世上，现在是冬天，但这里很温暖。冬天，绿色的湖水上，莲花盛开，花香飘向风中的她，有人试着去采，但当船接近时，莲花就飘走了。她看到冬天的山上开满了花，房间亮得耀眼，一条白色的石头路通向大门，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花的树枝伸入窗户。

　　树枝伸向桌子上，叶子稀疏零落，花苞却绵密地挤在一起。花还没有开，像蝴蝶的翅膀，一只淋湿蝴蝶的翅膀，沾满了水气而垂下来，支撑花苞的根茎细如发丝。

　　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漂亮，脸上的皱纹消失了，手像女孩一样滑润，不因劳作而粗糙。眉毛黑黑的，像轮新月。牙齿洁白，整齐无暇。她试着微笑，皓齿刚好露出，她检视着唇角和眼角。

　　睡觉的地方，铺着像棕榈叶一样厚的毛皮，又长又软，棉被塞满了碎碎的棉花和香粉，室内充满了香味。男的很英俊，但看起来病恹恹的，脸上都是泪水。她抚摩他的太阳穴，掸掉他衣服上的灰尘，擦掉他眼睛里的泪水。她可以感觉到他身上受鞭打的鞭痕，而用手指轻轻地按摩着。

　　她解开他外袍的带子，把手伸进去。她用双手轻轻地按摩，但他痛得不能动弹。他胸部长了一个瘤，跟碗一样大，像从树根长出的节瘤一样，她从手腕上取下一个金属镯，压在瘤上，肉从手镯外环隆起，但是瘤的中央部分从手镯中间凸起来，她从袍子里拿出一把利刀，沿着手镯边轻轻地切着。污血喷到床上和垫子上，她从口里取出一颗红色药丸，塞入伤口中，在塞入的同时，伤口慢慢愈合。

　　她累了，肢体感到娇弱沉重，双腿好像没有力量的屈张。但是美丽的女性仰慕她，她们聚集在她身边，额头上绑着红丝带，紫色的袍子上系着绿带。背上背着弓和箭筒，她们一直在外面打猎。

　　她经过一扇扇门，一路来到院子里。树高得可以碰到房子的红色屋檐，院子里到处都是花。树的种子在微风中飘落，松弛的绳索吊着一个秋千。她们帮她爬上去，她直直地站在上面，伸出双手抓住绳子。她穿着一件短袖衣服，双臂闪亮，秋千的绳索从云端垂下，她的黑发蜷曲在脖子上，她用明亮的双臂向上伸展，像燕子般轻轻荡入云端。……”

　　这究竟是小说，还是历史？如果要从编年史素材的角度去求证这一人物及其梦境的实证价值，恐怕只能缘木求鱼；但如果从历史哲学的视角理解历史家构建这一文本的方式与立意，那么这个梦境却是不折不扣的、基于编年史素材的可能性的叙事文本，其形而上意义自不待言。史景迁通过他独特的历史观念和对史料——在此主要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细心阅读和巧妙取舍(在以上所引这段八百余字的描述中竟有十三条注释,涉及到历史家建构这一文本的几乎所有细节)，塑造出了与他所景仰的司马迁具有相同精神高度的历史叙事——如果我们以实证性的尺度去评断《史记》中的许多优美动人的历史场景，恐怕也会成为疑古之健将而至于历史虚无主义了。

　　音乐史学是以历史学为方法论基础和观念结构，以音乐艺术和音乐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以历史的方法观察和描述音乐现象，是音乐史学存在并区别于音乐学内部其他分支学科的重要前提。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于包含音乐史学在内的各个艺术史学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音乐史学者有必要在其学术研究和音乐学写作中，有意识地运用历史学的学科范式，实现历史和音乐的有机融合。当然，以风格-作品-作家为核心对象的音乐史，也和文学史、美术史等其他艺术史分支一样，运用自身特定的形式语言和风格范畴进行写作，在这一过程中，音乐史中的“历史事件”（或称为“音乐史事件”）的存在及其本质往往被忽略，这也导致了音乐史的历史学属性相对于音乐学内其他分科显得模糊而含混；如果没有“历史事件”这一范畴的存在，音乐史也就无法取得历史学分支的地位，围绕音乐作品及风格开展的“历史叙事”便无从着手，因而，我们先从历史事件及“音乐史事件”的本质与构成进行辩证。

　　二、作为历史事件的艺术作品和音乐作品

　　历史由事件构成，历史事件（单个和系列的）是历史叙事所关注的基本对象。但历史事件从本质而言有别于日常生活中（尚未进入历史语境中）的事件，因为历史学是渗透着主观感受和现实特性的学科——即便它研究的对象是在时间维度上的“过去”的事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历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实是有着极强的主观性和思辨性的理论，虽然在这一方法论前提下，我们的每一个结论都要求某种“史料”的支撑（这其实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过去”的性质的事实与感觉的记录），但离开了历史学家——不论是史料的记录者还是分析者，历史学就成为了“编年史”，“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只是一种声音与其他符号的复合物了”。即使是最重视实证主义和史料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忽视作为历史学对象的历史事件和“编年史”性质的素材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而历史学家们在进行叙事时，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进行着这样一种用某种主观意识结合编年史素材，构建观念性实体的活动。

　　总之，“历史不可能在我们对它的意识之外存在，写作的历史本身就是历史事实”，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只有当具有“当代性”的主体被带入到对于编年史的批判和判断中时，具有本体性的历史对象才得以产生。历史学家的活动和别的精神活动并无二致：“文献与批判，即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就是说它们是历史综合的两种因素；……它们就是历史本身的部分，它们就在综合之中，它们是综合的组成部分并被它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