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传统乐教的现代生机

　　何谓乐教？何谓新说？就乐教言，古有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教育实践，习惯上称为乐教，已经延续两千余年，是为传统乐教；另有20世纪中国出现的现代音乐教育，也可简称为乐教，但此乐教非彼乐教，两者之间差异不惟在名称，更在方法、观念和目的，值得今天人们分析辩别。我所谓新说，当然不是作复古之想，更不是全贩进洋货，而企图依旧开新。所谓“依”者，是依托传统，所谓“开”者，是发展创新，既要学习继承中外古代优秀的音乐教育思想和音乐教育实践，也要结合当代世界音乐教育实际和当下人文环境，引旧说出新意，即是乐教新说之意也。

　　所谓思深虑远，则涉及音乐教育之观念和目的，新说之新，与此有极大关系，一般来说，“依旧”没有问题，“开新”是否可能？则大可讨论。中国传统乐教不能等于同一般现代艺术教育或美育，其内涵远远溢出音乐一科，不同于普通教育；其方法也自有一套法则，不同于今天的音乐教育理念。先认识传统了解传统，再创新说才有可能。在我看来，传统乐教，自有深意于文化、于育人、于社会。

　　就文化言，乐教的深意在于强化民族文化内在理路之延续。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教化作用的一类事物，中国人之道德本位意识如此强烈顽固，中国文化体之顽强结构如此牢靠结实，与几千年无数圣贤先师坚持不懈的礼乐教化有密切的关系，它是一个从“仪式伦理”到“法则伦理”再进到“心志伦理”的不断把人生规范和艺术体验内化的合理过程。今天所谓新说之乐教，当然更是超出一般音乐教育而与天理（自然法则）人道（社会法则）发生了深刻关连。按中国传统，音乐与天道自然有关，是有声的思想，此一思想包含着对宇宙规则的深刻体认，如天文数理，时序延展，变易循环，这些都天然合理地存在于音乐之中；音乐当然还与人道伦理有关，是有声的行为，这一文化设计颇具远虑而反映社会发展运动对良性机制的要求，如心理和谐，人际调适，权力规划，也都十分自然地与舞容的进退和乐调的运行发生象征性关连。所以，在古代思想里，礼乐教化天经地义的合理，它不仅缘情遂欲，依礼定分，还可以化性起伪，内外兼修，带动人的性情变化，达到人欲与理性、动作与心情、品德与仪式的交互影响，以成就至真至美至善的圣贤人格。以此放大了看，人类文化之总体和谐与音乐和谐的道理不悖，更与人类文化中情智一体的理想一致。今当机器文明横行之世，人类面临着更深刻的危机，故乐教还与促进科学与人文的和谐有关。在说者看来，乐教当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教育，其作用也不只是美育，而是有着深远意义的文化调控工程，与现代社会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就育人言，乐教的深意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上的。“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物感心动，情生乐出，导之以理，出之以声，文之以礼乐，明之以德行，礼乐教化如是乎奠定在真切的人性要求之上。此一乐教，把人性之善根催发促长，把伦理之真谛播撒扩散，把和谐之理想深入人心，以无伪之乐护赤子天根，以道德之律立君子品格。所以说，乐教的根本在于育人，而育人的根本在于启迪智慧，包括认知的智慧、情感的智慧、理解的智慧、判断的智慧、创造的智慧。而在亚洲高文明的中国文化系统中，“智慧”却是与“聪明”相连，有意思的是，“聪明”正是由听和看实现的。古代圣人之“圣”字，其繁体正是一个大耳朵大嘴巴的人形，不正是“禹耳三漏”、“舜目重瞳”传说的本相吗？由此看来，圣人不过是一个特别能听人之所不能听，见人之所不能见，言人之所不能言的聪明人罢了。所以中国古文字学把“圣”、“声”、“听”看作是声形义同一的字，其深刻意义是，“听”与“三”有关（禹耳三漏），“三”即是“参”（参考、参见、参议、参与等），是分析、比较、参照等等的思维活动，因此，听是哲学的；而“看”与“二”有关（舜目重瞳），“重”即是“两”（分别、对立、重复、繁杂等），与判断、解析、分离有关，看是更偏向物理的。更进一步的认识是如《文子》所言：“耳听者，学在皮肤；心听者，学在肌肉；神听者，学在骨髓”。耳听者仅仅听见声音，是听的浅层；心听者能够听到乐意，是听的深入；神听者还可以听见超越性内涵，这才是听的真谛！此一深刻思想反映出中国人非常发达的“听的哲学”，不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吗？现代乐教更是认识到音乐的综合性质与人类“心理意识基团”的发育有内在关系，音乐中含有物理、心理、学理、伦理，有思想有行为有情感有目的，其音高体系、节奏体系、音色体系、结构体系、表情体系，正是整体地作用于听者，对人的“意识基团”发生深入的教化发展作用。有音乐哲学家认为，这正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生产”有关，是从“自然人”到“社会人”、“野蛮人”到“文明人”的文明进化过程之一，也即是通过教育——文而化之——进行的非生物性体外进化，孔子称为“成人”的音乐教化，其深意殆无可疑。

　　就社会言，乐教之深意更溢出当今所谓艺术教育一科。百年来，我们的艺术教育似乎除美育而外再无目的，美育一说罩住整整一个世纪。但是，这种主要来自德国的显然是外源性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并不是一个东西。就操作层面说，“美育”主要作用于情感，而与德育、智育、体育并行存在，是通过“分”而达到“合”；“乐教”却是包含心智养护、认知能力、德行规范、身体操演等方面的综合教育，是先有“合”而后才见“分”。就目的层面说，美育侧重优美情感的陶冶，乐教偏重君子人格培养，它们的知识系统不同，表义方式不同，操纵手段不同，思维逻辑也不同。中国传统乐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教育内容，更注意音乐教化的社会功能，它更重视“社会整合”和“学科综合”。

　　所谓“社会整合”，是说在乐教实践中发生着超出一般艺术教育的作用，这一作用可以用一个字表达——“和”，许多古代文献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和”的理想是多么重要和必要！因为在音乐活动中，不仅人际调和了，神鬼安宁了，欲望降低了，矛盾消除了，差别敉平了，而且社会安定的内在机制也正因为是建立在深刻的人性和谐之上，而得以根本性的解决。这是艺术与政治、科学与人文、伦理与美学的强力整合，因而中国古代音乐思想表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音乐思想的天道——人文——乐理三者逻辑同构的特别状态，它是建立在人性和谐——音乐和谐——宇宙和谐的根本性文化设计之上的，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方智慧。

　　所谓“学科综合”，是说我们的先人认识到，音乐不仅是声音高低的连续序进，音色波形的物理叠加，节奏节拍的时间错落，强弱力度的有序变化，音乐还是律数的逻辑结构，是声调系统的合理关系，更是人的精神外化和感情方式，甚至与天文、地理、社会有着深刻的象征性关连，如德国比较音乐学家库尔特.萨克斯所说，是反映宇宙关系的一面镜子！故而中国古代乐教，始终是知识的综合、行为的综合、心理活动的综合和社会与自然、人文与数理的综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有许多大小官吏和诗人作家、民间乐人、村夫野老甚至帝王将相都关心着礼乐教化，坚持着天道人文的理想，演算着律调的复杂规律，中国人很懂得其中奥秘。

　　乐教之于社会，岂只是美育？美国音乐人类学家阿兰.梅里亚姆很早就指出，音乐的功能至少有情绪、审美、娱乐、传播、象征、身体反应、社会控制、服务与社会制度和服务与宗教仪式、文化延续、社会整合等十数种，仅仅看见审美或美育，至少是不全面的。当今世界先进音乐教育理念，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非常注意“综合”，注意到音乐与启迪学生心智、和谐人类行为、开发心理能力、整合社会系统的关系，如美国音乐教育强调“创造”，德国音乐教育注重“反思”，都看到音乐教育的超出美育的一面。实在说来，这些教育思想，都与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智慧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可能乐教新说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