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洋

    摘要：在当今中国社会，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传统的文化领域受到严重的渗透和侵袭，当代文学也被畸形异化。本文试图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其成因，并找出救治的方法。文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异化的理论进行了概括的梳理，并简述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明确其内涵；其次，分析传统文化遭受异化的表现，从受众、传播者、艺术本身三方面来揭示；最后，探讨当代文学中的异化现象，主要有明星化、类型化、鄙俗化等趋向。本文认为，大众文化带来的异化现象非常严重，只有通过精英文学和贵族精神才能遏制，从而实现文化乃至社会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大众文化异化 当代文学 精英文学

    自从机器化大生产产生以来，人的“异化”问题就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在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畸形发展，导致了一系列异化现象的产生。文化艺术的本质逐渐被消解，甚至有被抽空的危险，而附着在上面的感官享受却异常发达；在大众媒介的强势侵入和影响下，大众失去了思考能力，作为人的独特本质也有异化的趋势。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首先让我们从异化的概念谈起。

    关于“异化”的涵义，许多思想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发表各自观点，各种思想体系相互补充，互为阐释甚至相互矛盾对立，从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异化理论。其中，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理论，是最有影响的几种。弗洛姆更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将异化视为一种心理体验，认为异化还表现为生活中所有领域的异化，包括心理、思想、希望、语言的异化，具有普遍性。从词义来看，“异化”在德语中写作Entfremdung，意为“分离”、“疏远”、“陌生化”，在英语中写作alienation，意为“疏远”、“转让”，在拉丁文中则有“出卖”、“转让”之意，暗指主体的出卖和转让，即主体的客体化。从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反映的是一种主客易位现象，具体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外化而产生一种独立于人的异己的力量（如宗教、权力、资本等），这种力量又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使人从属于它，变成它的工具，人由此而丧失了自由，同时也就丧失了他的自我和本质，变成非人的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异化”又可称为“物化”。因此我们说，“异化”是指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对立和颠倒，是与本质相背离的现象或状态。

    一、大众文化的阐释

    探讨大众文化的异化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特点作出界定。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它是在充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于现代大众传媒和信息技术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机制而催生的新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形式，是以城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它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商业规则，主动迎合不同受众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取向。大众文化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激烈的批评和指责，传统美学试图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却又无能为力。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大众文化借助于市场规则和现代科技，全面渗入当今社会生活，从影视、广告、互联网、娱乐节目等文化产品的消费，到各种理念、趣味、形象等非物质文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产业在带来巨大财富和满足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它无处不在的威力。大众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消解力，整合了媒体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等多种样式，形成以趣味为核心，兼具重感性、简单化、同质化等特点的新的文化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生产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

    大众文化作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大众文化提供了娱乐和幸福，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提供了逃避社会压力的途径和空间，从而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满足了大众对感官刺激与精神抚慰的需求，丰富和滋润了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中优秀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消费习惯，甚至已经对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危害，尤其是它对身处其中的大众的异化更是值得深思。大众不仅需要娱乐，还需要真理和思想；不仅需要消遣，还需要审美和追求；不仅需要生理的刺激和欲望，还需要精神文明和思想深度，还需要人格独立的精神和自由思考的环境。而大众文化，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也由于依赖的大众媒介所具有的痼疾，恰恰存在着导致人的异化的因素和倾向。大众文化既不关心人的精神焦虑，也解决不了人的生存难题，只是把人们带入一个虚幻的世界，满足于感官的愉悦和欢快；关于大众媒介，拉扎斯菲尔德早在40年代就曾列数其四大罪状：使大众丧失辨别力，安于现状；导致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剥夺大众的自由时间；具有麻醉精神。这些固有的缺陷，决定了大众文化必然会导致大众的异化，从而失去作为人而最为宝贵的本质。

    从大众文化本身来看，快乐原则是它的最高目的。大众文化的简单化和感性化特点，诱使大众抛弃“痛苦意识”而追逐虚假的“幸福意识”，舍弃“现实原则”而崇尚“快乐原则”。它表现为逃避现实，游戏消遣，宣扬感官刺激；还具有解构一切的倾向，所有带来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沉重和压抑的东西都被排斥，只是追求一种轻松的感觉和情感的释放，以获得暂时的“意义”和认同感。在这里，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实物消费品转向情感、梦想和欲望等精神方面的感官消费。作为一种感性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是建立在大众本能的直接需求上，而大众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则成了大众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逼真的图像、鲜艳的色彩、生活化的场景、动态的结构模式等等，这些全息的刺激使人们乐此不疲。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看，大众文化正是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要，激发了人最浅层次的本我欲求，在文化工业所创造的宽松环境下，长期处于压制状态的“本我”得到充分的放松，人们对于正统的诸多说教性观念显出不耐烦的心态，转而人们沉迷于现实的具体享乐。大众生活的物化，精神领域对于媒介的依赖，使人们变得日益肤浅化表面化，甚至以当下的满足取代既往的终极关怀，丧失了对未来和事业的追求。而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发展，它的简化、泛化以及模式化等特点更加突出，构成审美的艺术性、戏剧性、象征性符号则越来越淡化以至消失。S．D．Dencon在《信息传播与社会秩序》中认为，剥去了艺术符号的通俗电影，剩下的只是代表情欲和物欲的象征意象，只能激发人们内心的自我中心、唯利是图等恶的一面。大众文化促使审美文化向实用文化和消费文化转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物化；而大众文化的物化，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进而导致大众人格的物化。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澄清，就是大众文化的“大众性”并不意味着大众的主人公地位。表面上看大众文化似乎不存在强迫行为，大众完全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他们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听流行歌曲、看武侠电影、读言情小说等等，大众似乎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然而事实是大众的选择必须在大众文化提供的范围内进行。所以说，“大众性从来不被大众直接所决定”，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成为的那类人。”大众文化包括了人们的一切生活方式，看似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愉悦，实则是一张无形的网。马尔库塞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专家们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而且，“娱乐和信息工业不可抵抗的输出，都带有了规定的态度和习惯”，“大众信息供应商系统地助长了单向度的思想”。在大众文化的操纵下，大众日益满足于现存状态，变得目光短浅、麻木不仁，在身心两方面都潜移默化地被控制，他们完全按照大众媒介所给定的范本来安排自己的行为风格、精神信仰、思维习惯甚至内在需求和愿望，不仅不是主人，反而变成大众文化的奴隶。

    二、大众文化的异化

    大众文化源自大众社会，大众社会具有把一切变成对象、变成物的倾向和特点，而意识的物化必然导致文化本身的物化，于是文化艺术变成商品，从而导致了生产代替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想象和灵感的可悲结局。由于大众文化商品所要实现的是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致使“艺术退化成宣传的大众文艺或商业性的大众文化”，造成了审美文化的堕落。同时，大众文化的物化趋势还表现在它对于技术的依赖上，在影视、卫星、互联网的推动下，大众文化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艺术享受退化为消费和被控制的消遣”，人们追求的并不是音乐之美，而是音响技术，令他们着迷的并不是音乐旋律，而是高保真的效果。由于机器语言的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媒介的依赖更强了，人们对情感交流缺乏经验，只能以大众文化宣扬的生活模式为范本，更愿与机器对话而避免与人交流，从而导致人格的异化。大众在大众文化的强势熏陶下，明显地表现出逐渐被同化、物化甚至退化的倾向，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总体异化”。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它的意识形态性、控制性、商品性、复制性，看到了它对艺术、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异化现实，对其价值持悲观否定的态度。虽然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缺陷，但他们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和解决，反而有愈发强劲的趋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大众文化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现象。

    对人性的异化：

    大众文化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性的失落。文化的价值在于通过塑造特定形态的人来影响社会的发展，而一旦发生异化，它塑造出来的人就是畸形发展的人，由这种畸形发展的人构成的社会就是畸形发展的社会，而畸形发展的本质就是人性的不健全。当今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正在或已经导致了身处其中的大众的人性异化：他们认为进步就是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平等就是大家都向道德低水准看齐，自由就是无止境地但又不负责任地追求快乐。大众文化导致了大众人格的异化，导致大众个性的丧失。

    这首先表现为大众主体性的丧失。大众行为受大众文化的左右，大众的思想意识也受大众文化的影响。他们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形成了追求消费的价值观，在消费的过程中常常失去主体意识而不自觉，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判断和抉择的能力，进而出现思维和行动退化的倾向，在符号消费的“快乐”中陶醉，忘掉了自己，最终变成毫无主见的被动消费者。他们在广告的诱惑下购物，在明星的指导下生活，甚至摹仿明星的思维方式，自愿地消解个体的独立性。大众文化的同一化、标准化特点，决定了必然会排斥创新的东西，它表面上的异彩纷呈其实是专业人员用一定的格式编制的，它向大众灌输的是大量简单的、重复的、标准化了的东西，因此它的个性是一种伪个性。它通过机械复制和批量生产，实现了内容和意义的标准化与同质化，人与人的知识范围和思想意识趋于统一，个人在潜移默化中失去个性和独特性，逐渐成为“大众”。

    其次，还表现为人们原本价值观的丧失。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人们只是注重感官受到强烈冲击的感觉，而不去深究图像背后的内涵。大众文化关心的是对大众的刺激性、吸引力与迎合性，而对现实性则不屑一顾。尽管它逼真地复制了现实，但正是这种形象的复制将现实抽离了，我们看见的只是世界的影像，而不是实在的世界。在大众文化潜移默化的改造下，大众丧失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察和对现存制度的怀疑，满足于生理需要的娱乐，追求感官的紧张刺激和浅层次的身体愉悦，变得越来越肤浅庸俗。而对现实中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正义感道德感逐渐麻木，思想幼稚，精神低迷，人的生活也变得毫无追求。此外，他们推崇炫耀性消费，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他们会为了展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去打保龄球，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听任广告的摆布去购买一大堆无用的东西。在大众文化的指引下，大众的欲望不断膨胀，消费行为盲目而缺乏理性。他们将价值建立在消费基础上，以消费来定义人生的内容，以金钱来衡量生活的意义。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展现自身的身份、品位和地位。

    再次，大众文化充斥了大众的生活空间、时间和内心世界，使大众失去了判断的时间和能力，听任大众文化的驱使，于是传统的情感体验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因为大众文化“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在仿真世界中，实在与表象之间的距离消解了，人们毋须去认识实在，毋须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剩下的只有图像的表意性。现代媒体的渲染力使一切文化形式变得同样平凡，无论是高深的抑或肤浅的。而大众则追求其生活体验的实现，它的目标是对新生活、新体验、新价值、新用语的无止境的追求，消费与闲暇意味着是种种体验得以实现的时空。大众一旦离开大众文化便会有害怕孤独和与世界脱节的恐惧感。

    对艺术家的异化：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然遵守商业原则，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创作者的物化。强势的大众传媒主动与文化艺术创作者合谋，甚至是大众传媒引导或左右文化艺术的创作及流向，危及了文化艺术内在的价值规律。文艺创作者在进行文化的生产时，不得不将文化当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创作。于是，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艺术不再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渴望与困惑，宣泄审美的情趣与冲动，展现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而是出于赚钱的需要。文化界的“策划”一词，正是艺术家被异化的表现。策划就是摸清市场需要、消费者心理以及其它市场因素，然后进行文化生产。文化的创作不再考虑创作者的内心渴望和灵感闪现，创作者失去了自由。而且大众文化也很少是个人原创性的东西，往往是集体根据营利的目的摹仿或复制的结果。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在大众文化中被彻底否定和摒弃。

    对艺术的异化：

    大众文化依托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导致文化艺术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于是文化艺术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和理想导向转向了千篇一律、呼唤利益和消遣娱乐，从而导致了文化和艺术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艺术受制于他者，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的时候，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

    由于现代生产技术特别是大众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规模复制不仅具有了必要性，还具有了可能性。而标准化生产则带来了艺术本质的丧失。“像工业产品的零件一样，大众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产流水线，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生产线先设计出许多固定的标准情节、人物和结构，就像安装机器首先准备一定的标准零件一样，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批量生产了。”标准化生产阻断了个体的表现力和想象力，扼杀了创作的自由，艺术丧失个性，将艺术创作堕落为产品制作。法兰克福学派激烈地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它是对艺术本质的违逆。艺术是表征主体性的领域，它的本质在于异在性，真正的艺术对现实应具有颠覆的能力。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消解了艺术的本质，使其由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而转为导致人类异化的反动力量。

    还有，大众文化的娱乐文化身份，在推动文化艺术深入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化艺术引向歧途。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韵味，追求自由、永恒和意义。然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质，使大众文化本身充满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丧失了崇高的追求；到处是宣泄个人情绪、沉醉感性生活、放纵阴暗心理，消解了深层次的思考与判断，瞬间取代了永恒，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韵味。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是人类思维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识的消解，大众文化无法承担起救赎的使命，它除了制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虚幻外，并不给民众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所以说，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引导人类向上的使命，而转变成异化人性的力量。

    三、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

    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文学生产的明星化、类型化、符号化和时尚化成为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它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改变的当代文学的格局，导致其异化。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学的明星化，造星运动蓬勃发展。大众文化的兴盛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则是建立在明星机制的基础之上，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源源不断地制造明星。最近出现的“书商”就是主要通过塑造明星的方式来“包装”、发行，从而赚取利润。余秋雨就是一例。他自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98年出版《山居笔记》，99年出版《霜冷长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体中频频亮相，虽然因为作品的粗制滥造而招来很多嘘声（评论界普遍认为：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他名声和作品销量的一路攀升。继余秋雨之后，贾平凹、池莉、虹影陆续成为书商包装的对象。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也更加成体系：书商选定有潜力的目标，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形成完备的市场运作模式。韩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这种造星模式的结果。大众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给书商带来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精神的日渐稀薄，从而导致人们对作家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意义的关注。人们纠缠着郭敬明眼睛的颜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炒作余秋雨的版权官司和暧昧情史。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合谋打造文化明星的过程，实际上是抽空文学本质和内涵，将文学异化的过程；文学貌似在享受着高度的礼遇，实则被游戏地对待，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其次，创作的类型化，消弭了文学的个性。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类型化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创作当中。文学创作集中在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等体裁，这些小说类型在结构模式上高度类型化，只要把现成的材料填充在相应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文学创作的各个要素，包括人物、情节、语言以及构思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类型化的现象。“小资写作”总是围绕成功人士、优雅别墅、酒吧、咖啡馆、做爱等等。曾经风靡一时的王朔，就认为写作不需要想象力，而要靠套路推动故事的发展，“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00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当前的现实问题小说也有固定的写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与保守、腐败与反腐、政治与情感的矛盾。张平的《十面埋伏》明显符合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国家干部》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故事主题等方面，也未能摆脱类型化的弊病。海岩也是如此，他笔下的故事总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斗智斗勇的较量，刻骨铭心的爱恋。海岩娴熟地将这些元素调出不同口味，在类型化的文学创作中，轻轻松松地获取大众文化带来的巨大利润。同时，类型化的发达必然导致符号象征意义的蔓延，人们的消费不是为了生存需求，而是为了符号所象征的意义。韩少功就批评“生活符号化”说，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并不真实，“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大众文化造成的文学符号化，使得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学的所指成为一具空壳，而毫无价值的符号的象征意义却得到极度膨胀。它消弭了文学的个性，使得文学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终极关怀。当代文学中充斥着低俗的作品，发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些作品通过再生产人的欲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满足，来实现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卫慧便是代表。她宣扬“身体写作”，从“身体”出发扩展至性和欲望，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关于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体被重新发现，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众文化收买，成为大众文化赚取利润的工具。卫慧的积极响应，又将这种鄙俗化和市场卖点发展到极致，细致描绘浴室、酒吧、同性恋、酗酒等情节，从而走向歧途。文学内容在鄙俗化的同时，它的本质也逐渐被异化。这里的深层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当今中国，在消费主义极为火爆的同时，我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林白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文学的鄙俗化、明星化和类型化，其中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必然地要朝这方面倾斜。

    总之，中国片面地强调经济领域的变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领域的配合，使得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以致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意义，沦落为消费动物。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则是治愈大众文化弊病的最佳药方。精英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贵族精神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超越性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约和补充，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是建设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的主体，他们应该担负起大众文化批判的社会职责。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盲目为大众文化辩护。这里显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低下。他们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知识农民（老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市民（新知识分子）。他们目光短浅、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禄，而缺乏人文素养和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只有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成长、成熟起来，成为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时候，他们才会热情地建设精英文化和批判大众文化。这样的结果便是，大众文化充分发挥其合理的一面，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满足人们的合理欲望，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净化人们的灵魂，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将整个人类社会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

    作者简介：刘世洋（1983— ），男，山东沂水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