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能源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等共同因素影响，中国煤炭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煤炭市场呈现持续过剩状态。据统计，2015年中国煤矿总产能57亿吨，而煤炭产量为36.8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64.5%。严重煤炭产能过剩导致库存高、煤价下跌，行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2015年，占全国煤炭产能约70%的90家大型煤炭企业利润总量仅51.3亿元，同比下降约91%，多数煤炭企业经营困难，煤炭行业整体的亏损面达到了95%。鉴于煤炭在中国能源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煤炭价格的波动不仅决定了煤炭企业的生存，还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能源安全的保障及工业原料的供给。因此，通过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稳定煤炭价格、促进企业脱困和产业升级，是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

　　煤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为核心目标，决策者希望煤炭“去产能”政策能够改善煤炭供需失衡，从而稳定煤炭价格。煤炭行业“去产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实实在在地传导到了煤炭价格上。尽管去产能政策对煤炭行业平稳运行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其中还存在两个需要厘清的问题：一是去产能政策主要是通过压缩产能以稳定煤炭价格进而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目的。二是2013年和2016年颁布的去产能政策在政策措施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会作用于煤炭价格波动的不同阶段，从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了解去产能政策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具体贡献及何种政策举措会助推煤炭价格上升或缓解煤炭价格下降，这对于如何利用好政策对煤炭行业及其他产能过剩行业进行调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 结果与讨论

　　本节采用DID模型分别测算了2013年的《关于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意见》和2016年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简述为2013年政策和2016年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处置效应，并结合实证结果与不同政策的政策措施展开讨论。

　　3.1 2013年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处置效应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由此看出，2013年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2013年政策的实施导致煤炭价格上涨3.24%。在政策颁布之后的4个月，煤炭平均价格为577.88元/吨，较前4个月上涨了24.62元/吨，涨幅为4.45%。可见，2013 年政策对煤价上涨的贡献达72.81%。

　　本文将政策实施前24个月和后24个月的数据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图1)。

　　图1. 2013年政策评估的平行趋势检验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13年政策发生之前，各政策提前项系数不显著，而在政策发生之后的连续4个月，政策滞后项系数显著。平行趋势假设一方面说明了DID模型的前提条件成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2013年政策颁布之后的一个月政策效果就开始显现，而后逐月减弱，至第5个月时政策的处置效应基本消失。根据这一结果，可以测算出反事实煤价，具体计算公式为：

　　图2表明，在2013年政策政策颁布的后四个月，政策对煤炭价格的贡献的百分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由第一个月的28.59%增长到第四个月的533.39%。结合动力煤价格波动情况可以得出，2013年政策对于煤炭价格的波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政策效应更加突出的一个作用是平缓了煤炭价格的下降趋势。

　　图2 实际煤炭价格上涨与反事实煤炭价格上涨(2013年政策).

　　3.22016年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影响

　　同样地，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可以得到2016年政策的处置效应结果。

　　由此看出，2016年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同样也是正向的，并且系数与2013年政策相近，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公式(3)中可以得出，2016年政策的实施对煤炭价格的影响效应为3.44%。对2016年政策实施前21个月和后21个月的数据均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3)。

　　图3. 2016年政策评估的平行趋势检验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2016年政策发生之前及发生后的5个月，各项系数均不显著，而在政策发生之后的第6个月至第19个月，政策滞后项系数显著。这说明与2013年政策不同，2016年的政策效应并没有马上显现，而是在颁布后的第6个月，即2016年8月开始，直到第20个月，即2017年10月政策效应消失。利用公式(2)计算出的2016年政策效应显现后的真实煤价和反事实煤价对比可以看出(图4)，2016年政策对于煤炭价格的作用主要集中在2016年下半年煤炭价格急速上涨阶段，贡献为32.95%，当煤炭价格进入平稳期后，2016年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变小，贡献维持在8%-9%左右。

　　图4. 实际煤炭价格上涨与反事实煤炭价格上涨(2016年政策).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实证结果表明，2016年政策相较于2013年政策效应释放的时间存在一定的滞后，但政策的持续时间较长。同时，两个政策在煤炭价格不同阶段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相较于对煤炭价格上升的推动作用，2013年的政策效应贡献更多体现在对煤炭价格下跌阶段起到的减缓回跌幅度作用。2016年政策主要在2016年下半年煤炭价格飞速上涨阶段起到了加速上涨的作用，在2016年底煤炭价格进入平缓期时，对煤炭价格的正面影响作用不大。

　　造成上述两个政策对煤炭价格影响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还是政策措施的不同。首先，相较于2013年政策，2016年政策的标准更为严格，同时也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提供了有效的路径，这就导致后者在对煤炭价格的影响比前者提高了0.2%。其次，2016年政策指明了去产能的具体任务以及相应的最后期限，而这在2013年政策中没有体现，这是导致2016年政策在实效性上与2013年政策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2013年政策中规定要加强煤炭进出口环节管理，使得进口煤炭凭借其价格优势对中国煤炭市场形成的冲击被弱化，这是其得以有效缓解煤炭价格下降趋势的原因。2016年政策在《加快签订中长期合同，建立煤炭行业平稳发张长效机制》的影响下，政策效应明显减弱，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2016年政策中规定的276个工作日的政策措施对煤炭价格起到了主要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规定时间和任务的政策措施会使得政策的时效性更强，加强进口煤管理会起到减缓煤炭价格下跌的作用，去产能措施，尤其是276个工作日的措施对于抑制产能过剩，提高煤炭价格是极为有效的。

　　虽然目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抑制煤炭价格的波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通过对政策处置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行政干预作用的优劣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中国煤炭企业的股权结构多属于国有或国有控股，在控制权上行政效能往往大于市场作用力，其有利的一面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市场长期实现不了的局面，比如煤炭去过剩产能，只要形成足够的行政压制力，就能够实现控制煤炭产能问题。其劣势在于，通过去产能政策对煤炭价格的干预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时效性的，从长期来看是不利于中国煤炭行业的平稳健康发展。因此，未来中国的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政策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就是要通过对市场的研判，建立相应的产能过剩预警机制，促使政策由反馈控制向前馈控制转变；以政策为手段，就是要针对政策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和时效性的缺点，明晰政策措施的效果以及不同政策对价格产生的协同效应，从而确保政策能够真正起到促进煤炭行业平稳运行的效果。

　　作者：王霄飞，刘传庚，陈绍杰，陈雷，李科

　　2020年4月发表于：Applied Energy 期号：265:114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