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音乐学系建系之后的第一批本科学生入学了。我和另外四位同学，经过三轮考试，在17名报考的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幸运儿走进上海音乐学院。

　　我们五人的名序是按照考试成绩排定的：第一个是陶辛，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班，被系里钦定为班长。第二个是黄欣欣，和陶辛一样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班，不同的是，陶辛是高中入学的，而黄欣欣则更早，初中就入学，用时下的说法，虽然不是上音的子弟兵，但从学龄而言更加嫡系，她是我们五人中惟一的女生，多多少少有点受宠，别系同学开玩笑称她为音乐学系系花。第三个是黄荟，来自南京的一家医院，在那里具体干什么不清楚，现在想起来，用时下的称谓，估计也就是没有正式身份的打工仔，但他曾经在当地的南京艺术学院泡了多年，据说上了不少技术理论课程，类似茅原、陈彭年这样的大家经常在他侃谈中显影。第四个是我，从上海市卢湾区少年宫而来，在此之前从崇明前哨农场考入上海第四师范学校，有两年算是音乐专业的中等师范经历，作为青少年课余音乐活动的指导（少年弓形称老师为指导）仅两年多时间，没有系统的音乐知识，也没有象样的教学经验。第五个是赵健伟，来自上海的一家工厂，好像做过翻砂工，烧过大炉。我们五人，从学业背景看，用上海人的评价来说，陶辛和黄欣欣是正宗的，我和赵健伟是大兴的，而黄荟居中。

　　我们班的年龄结构很不平衡，参差不齐，不像现在的学生，基本上相同或者相近，我是1955年生人，算是老大，入学时已经27足岁，属于超龄破格的，老二是赵健伟，1957年生人，老三是黄荟，1958年生人，陶辛居四，1961年生人，黄欣欣绝对一个小妹妹，1963年生人。我们五人的个性趣味也很不一样，但却很和睦，像个小家庭。系里老师但凡有事，包括政治学习、节庆联欢、家庭聚餐之类的活动，总喜欢把我们五人和另外三个进修的同学一起叫去。那时候，音乐学系和音乐研究所同在学校北边贴近淮海中路的一栋原本属于独栋别墅的旧房子里，很可惜，多年后学校为了开发，已经被夷为平地了。

　　我们在五年学习过程中，一共有过三位班主任，第一位是陈聆群老师，管了我们一年。第二年换了戴嘉枋老师（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后分配来上音工作，后来又返回北京工作），曾经带我们去云南采风。从第三年开始钱亦平老师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临近毕业的那几年，年龄增长了，事情就多起来了，记得，钱老师还曾经为我们班同学调解过类似恋爱纠纷、毕业分配去哪里这样的琐事。现如今，钱老师已经被她的学生们尊称为钱奶奶了，可我更愿意把她当作姐姐。

　　除此之外，班里同学在一起，尤其是我们四个男生（黄欣欣是女生，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一些），就学习问题谈论的时间就更多一些，赵健伟总喜欢用上海话称我们四人为阿四（即阿拉四个人的简称），就这样，简称也成为我们进行语言交流的主要用具，称我为韩，称陶辛为陶，黄荟是印尼华侨而且长相有点南亚特征被称为巴（即巴基斯坦的简称），赵健伟经常抱怨自己穷（我和他因为在就读前有过工作经历，是带薪学习的，每月大概有四五十元的助学金），说自己身无大分，因此，我们把他简称为身。

　　这五年，我们的学习不太规矩，经常闹腾，尽管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成就感，但过不了多久，问题就接踵而来。就我自己而言，大概半年一个学期之后就不满足了，主要是对时行课程感觉有点吃不饱，当然，这事情好办，自己去课程之外寻求知识就可以了，因此，在学五年对我来说，也是读书想事最多的。记得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折腾向系里要求提前分专业。本来系里的计划是前几年不分专业，到四五年级尤其是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再体现专门化的倾向。可我们不安分，非得提前分专业，理由是可以更加深入地学习相关知识，至少可以有一个主课老师管管我们。这事后来也惊动了桑桐院长，记得我和陶辛、黄荟、赵健伟四个人还专门去他家谈，当时是怎么谈的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桑院长怀抱一只大狸猫静静地听我们唧唧喳喳诉说。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这种早分专业现象自我们之后延续多年，后来学生年龄越来越小，社会经验也越来越少，就改回不分专业五年一杆子音乐学单一专业到底，仅五年级写毕业论文突出专业倾向的做法。前几年，我刚回母校主持系务不久，曾经有学生向我提出这一要求，当即被我镇压，其实，我心里很理解同情他，但处于不同位置和立场，我只能把这种个别人的合理要求视为非分无理，想起来不免有一点歉疚感，至少对这个同学来说。过后，我总在想一个事情，能否进行个别的拔尖实验，即对特别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在制度上给予一些切实的保证。在人才策略上，我从来就讲求依托精英、打造精品、提炼精华。回到我和我的同班同学，经我们这样一骚动，系主任钱仁康先生和两位副主任谭冰若、夏野先生，当年音乐学系的三巨头就此决定从二年级开始分专业。现在想起来，没准这就是他们因人制宜、顺水推舟的智慧决策。就这样，陶辛跟谭冰若先生主修西方音乐史，黄欣欣随廖乃雄先生主修西方音乐史，黄荟随钱仁康先生主修作品分析，我随叶纯之先生主修音乐美学，赵健伟随夏野先生主修中国音乐史。够豪华的阵容，这五位先生不仅在上音是响当当的大学问家，即使在全国范围也是如雷贯耳的专家。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赵健伟，他原先一直想搞音乐美学，后来据他母亲跟我说，他是想避免和我重复，考虑再三去主修中国音乐史，可中国音乐史他原先又不太喜欢，怎么办？他去和夏野先生商量，不料，一拍即合，记得他从夏野先生家回来后很兴奋，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和夏野先生说好了，用新的方法搞中国音乐史，当时黄荟脱口而出用赵式简称回应他说：新中，从此，新中也几乎成了赵健伟除了身之外的别一个外号。可惜的是，赵在二年级末就因为身体原因（急性肝炎）休学，之后一年稍有恢复，留到下一班续读，但又没过多久再次复发，无奈之下只能辍学肄业。

　　我们刚进校的时候，贺绿汀院长还在任上，后来几年就是桑桐院长主事了，虽然他是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但音乐学专业只要有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我记得他曾经专门来系里座谈音乐学的发展，也曾经应我的要求为我们学生辟出墙报的橱窗，还专门题词墙笔作为墙报题名。当然，这五年，我们也有不少让他头痛的事情，最严重的一次是院内众多学生为一个管弦乐系同学无辜拘禁集体签名罢课，他认为台后的主谋就是音乐学系的学生，因此，还点名找我（我当时是院学生会副主席，主席是作曲系比我大一届的石正波，另一个副主席是民族作曲专业比我小二届的方晓白，不幸的是他多年之后暴病离世）和陶辛、黄荟交谈，希望我们做工作平息事态。那天，在院长办公室我们三人和他面对面坐着，真有点老电影里地下党学生和国民党校长对话的架势。今天想起来似乎有点幼稚，但又很真实。类似的情况，也让我在换位之后尝到了滋味，前几年回来当系主任不久，一个班级的同学因课程纠纷与外系老师发生冲突，我给他们上完课后本想找当事学生个别谈话了解情况，不料全班同学就像一块铁板一样出奇地团结，为首的男同学还用他身材高大的身躯挡着我说：要谈一块谈，简直有点准备打架的样子。我暗暗好笑，回头找原以为可以给我吐露真情的乖学生询问，居然，给我的回答也十分简单：这次我们是占理的。原来如此，自己当学生面对老师和自己当老师面对学生果然有那么大的差别。

　　我们这个班级也许因为是建系之后的第一届，在旁人看来有点自以为是、自恃清高的印象，有些人说我们傲慢，见到人眼睛朝上，甚至扬长而去。其实都是一种假象，说句公道话，应该说我们这个班级的人都很执着，不自私，不仅很懂得维护班级荣誉，更注意如何扩大系的影响，当然，社会关怀强迫症和完美主义强迫症可能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但这绝不是缺点，至于说是否要加以推广，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