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世界上除了纽约之外，也许只有柏林可以看做音乐之城的话，那么这就尤其应该归功于（柏林爱乐）这个乐团。世界上到处都期待着它维护不朽的古典主义音乐家并要求看到他们作品的演出。有些人不是为这样一个“博物馆”感到骄傲，而是特别喜欢让它把这种最高尚的任务限制在必要的最少数量上，目的是使它最终成为一个“现代”的乐团。

　　当我们的乐团经理、在任将近二十年的施台莱斯曼博士(后来我们才发觉：那是和平的岁月)1978年退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位新的继任者。我们注意到在汉堡的德国乐团联合会总经理佩特-基尔特博士。他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对音乐不但有热情，而且很精通。由于他在德国乐团联合会工作，所以他很熟悉乐团运作的细节。此外，他还是一位法学家，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好处。

　　参与寻找乐团经理并起决定性的作用属于乐团的权利和传统。当时的乐团常务理事会对他的呼声极高，与市文化厅一起关心新经理的选举，也是常务理事会的任务。

　　基尔特博士在乐团做自我介绍，他对我们也很倾心。我们期待着他提出一个有趣的纲领性的新计划，这也早该提出了。首先，我们希望他能无拘无束、不卑不亢地把乐团和冯-卡拉扬先生之间已经变得困难的关系放在一个新的、公开的和充满信任的基础上。有一些障碍需要不断调整，尤其是爱乐乐团碰到的一些日常问题和他们之间的芥蒂，我们也想通过新经理的调解加以清除，这些东西外界是觉察不到的。

　　文化厅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被任命为经理。冯-卡拉扬先生起初反对他，因为他是我们提名的。经过和他进行了几次谈话之后，他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一位经理的任命也不能违背艺术指导或首席指挥的意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开始，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基尔特博士将会偏袒乐团一方似的，这一点卡拉扬也并不掩饰。后来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第一个令人恼火的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基尔特博士看到他作为经理的权威受到乐团若干成员的损害，首先是在所谓的需要得到许可的第二职业领域。

　　根据工资合同，第二职业需要经理的批准。但是，如果在各音乐家小组中工作调配得当，也就是说，在不损害乐团正常演出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这个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有几位已经在乐团干了多年的音乐家为此和他发生了争吵，基尔特认为他们对他的批准权置之不理，使他感到受了伤害并导致他给《明镜》周刊一个采访的机会，他确认了公众舆论的成见，说我们总是只想“捞钱”。

　　于是，他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与乐团成员的敌对情绪之中，乐团不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同时也就使他越来越站到卡拉扬一边。基尔特声称，第二职业损害了整个乐团的工作。一个例子：一个室内乐团，其成员不仅有柏林爱乐乐团的成员，而且有柏林的其他乐团成员。基尔特诱使冯-卡拉扬先生产生一个念头，认为那个室内乐团在节目编排上存在着和柏林爱乐乐团的竞争，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可笑的说法。因为那个室内乐团的领导同时也是爱乐乐团的常务理事之一，由于基尔特的唆使，卡拉扬就制造了一种与整个乐团的敌对关系。突然，乐团同事们所有的室内乐演出活动对他来说都变得可疑了，而从前他很少关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已经得到书面确认的权利被任意剥夺，所以他就把我们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看做是发誓反对他。于是基尔特博土就和卡拉扬联合起来，步调一致地对乐团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整个事件在所谓的迈耶尔丑闻中达到顶峰。

　　我已经说过音乐界常常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趋于保守。但是，当迈耶尔夫人来到我们乐团的时候，我们早已和反对女人进乐团的陈规陋习一刀两断。在那之前我们就已经邀请过女人参加排练。在美国和以色列我就已经习惯乐团有女同事——这在世界上早已司空见惯。此外，这期间我们乐团已经有十一位女同事成为固定的乐团成员，还有一些女研究人员和女助手定期和我们一起登台演出。奇怪的是我们的乐团有时候仍然被看做是歧视妇女的乐团，只要往台上一瞥就可以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与此同时，维也纳爱乐乐团成员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僵硬态度。当然，他们这期间已经雇佣了一位女竖琴演奏家——一个显然的无罪证明。迈耶尔夫人首先是作为助手替代一位生病的单簧管演奏者进入乐团的。她的协奏曲演奏得很好。她来过几次，也一起参加过巡回演出。终于她想谋求这个第一单簧管的空缺，考试演奏也很成功。她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在考试演奏之后，单簧管演奏者小组方面最初的怀疑声音当然变高了，他们并不怀疑她作为单簧管演奏者的能力，同事们怀疑的是她在演奏中能否与小组其他人配合。尤其是在木管乐器吹奏者当中，这是一个对外行来说无法理解的问题。

　　现在，正式试用期开始了。她有很多演奏，也一起出去参加巡回演出，我们对待她像对待其他必须完成试用期的人一样加以仔细考核。这时候，许多同事对她的印象逐渐加深，认为开始时对她的疑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即使卡拉扬本人也必须做出判断。问题是卡拉扬对她的判断只能在她参加他指挥的演出之后才能做出。而我们在别人指挥演出的时候也都能听到她的演奏。

　　现在，莎比娜-迈耶尔的试用期到了，这时候，正好是卡拉扬和乐团闹别扭的时候。另一方面，1982年我们刚好很豪华地庆祝过我们乐团成立一百周年并且成功地到美国进行了巡回演出。虽然我们知道今后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的危机，我们遇到一个冷不防，我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卡拉扬在美国的成功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和解的姿态。

　　坚决被乐团接纳的决定，对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轻松，因为每一个成员都必须亲自通过这种严重的考验。每一个乐器组的人都要给予评价。当然，每个人所在的那个小组的意见占有最大的比重。如果那个小组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积极的，可以说，乐团其他小组的人也都会跟着走。可是，如果那个负责的乐器小组的意见是消极的，或者意见褒贬不一，那么就要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第一次考核，多数意见同意，就可以进入试用期，现在，不论男女候选人都必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被最终雇佣。

　　对莎比娜-迈耶尔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消极的。她没有得到必要的多数，虽然许多人，其中也有我，都为她投了赞成票。有些同事当然也都知道卡拉扬很宠爱莎比娜-迈耶尔——但是，对乐团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表决结果通知了卡拉扬。这个消息引发了爆炸。1982年12月初，没有任何预先的警告，我们收到一封后来变得很著名的信，信中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一句话是：“根据你们的合同——决定推荐或者拒绝一位候选人——，这是你们的正当权力。可是另一方面，你们向我表明乐团和我在判断艺术家的尺度上存在着恰恰相反的对立。我将根据我的合同规定履行我在柏林的义务，但是：乐团的巡回演出、萨尔茨堡和洛桑的音乐节、为电视和电影以及其他全部音像制品进行歌剧和音乐会的录音，作为已产生情况的后果，将随着今天这个日子一笔勾销。”

　　惟一没有“勾销”的是萨尔茨堡的复活节音乐节——事实上他也险些损害了这个音乐节，他会比我们感到更不舒服。那封信在乐团里唤起了一种我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团结。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压力意味着对乐团民主结构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攻击。

　　由于卡拉扬的助手有意散布，这个事件被公之于世。于是《明镜》杂志上就出现了第一篇恶毒的文章，我们受到猛烈的轰击，说：乐团十分固执，对指挥忘恩负义，乐团应该为自己的名气感激他，此外，乐团对女性怀有敌意。新闻界完全歪曲了事实，好像乐团对此根本无权反驳只能持久地被他们议论似的。

　　然后，指责和控告像雪崩一样压了下来，然而，那些指控缺乏专业知识。当然，乐团内部对这种伎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也不排除个别同事私下里或者单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几位同事，他们在这种冲突下面也同样感到难过，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忠诚并且出于和平的愿望而不得不站到卡拉扬一边。但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危险，假如再赋予指挥更大的权力，那么乐团共和国的发言权就将变成一句空话。更严重的是：如果投降，那么我们乐团成员的民主权力将会被剥夺，而这是乐团自1882年成立以来就有的、今天在德国几乎赋予所有乐团的权力。当然也有一些同事认为我们最好听之任之。但大多数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对各种完全过分的不实之词，对我们的收入，直至所谓的对卡拉扬的忘恩负义进行全面的反击。我们一向习惯于在高雅的文艺副刊阅读关于我们的文章，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出现在引起轰动的马路小报上或专门拨弄是非的专栏上。一部分一向把我们看做是“自己的”杰出乐团而热爱的观众，现在也认为有一堆患有自大狂的叛乱者在胡作非为、妖言惑众，捍卫“自以为是”的特权。很清楚，我们也必须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