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了一次现代派音乐作品演奏，听视觉着实饱受摧残：那种神神叨叨的尖叫，无规律的音响，莫名其妙的踱步等，简直就像上古时期洪荒蒙昧之时的巫术活动。然而如果确实能充分表现出“如火烈烈”般的上古巫术活动，给人以强烈的听视觉冲击，用音乐甚至并不能称之为音乐，而应称之为音响的混乱无序的聚集，激发起人最原始的非理性的混乱无序的感性迷狂、癫狂的一部分内在本能，那么那份莫名其妙也是好的。如果能够通过音响激发起人的内在本能，使听者体验到自身潜在的本能的深层情绪情感也是好的。这里重要的不是社会功用，是某种体验，不是追求积极的社会价值，而是重在求真，重在能够令人感受到自身的某一部分的因为被社会理性长久的规范、克制乃至压抑从而不易被释放、被感知、被察觉的真实情感。

　　但这些作品的表现力着实难以令人称道。现代派音乐在其源起之初就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色彩，因为要背离传统，你向南，我向北，去探索全新的领域，这是一种解构主义，但是这种解构，这种背道而行，缺乏既有的经验、道路，故而一切崭新的尝试都带有实验性特点。虽然并不乏优秀的作品，不过时至今日其实现代派的音乐作品有很多都是不成熟的，是半成品，甚至连半成品都不是。然而，由于不像古典、浪漫派的音乐那样可以很容易地以大众的审美舒适度为标准来评判音乐作品的优劣，对这些作品的评价多数欣赏者往往难以言说。作品与作品之间本应有水平的参差不齐，质量的良莠不齐。虽然同样放荡不羁，但有的是超脱世俗、羽化登仙的夫子，有的则是千足金的真浪子、西门大官人；虽然同样都是字迹潦草，但有的是癫僧的狂草，神来之笔，有的是真正的口歪眼斜、群魔乱舞，是实验室里的试验品，不甚成功的试验品。真正好的成果是该拿出来的，不好的作品则应作为下一次实验的借鉴。但是，由于甚至连作曲家本人可能都无法确定自己的作品到底水平如何，许多低劣的作品就不可避免地被拿到音乐会上去表演了，这就使得音乐会上的听众惨变小白鼠，听之愈多，则伤之愈深。

　　比惨变小白鼠更糟糕的是，许多听众在“欣赏”得五内俱焚、抓耳挠腮的同时，心里还大都在想着“现代派音乐是最新、最前沿的音乐，我接受不了是因为我的欣赏能力不够高，应该不是人家作品不好”。相较之于最初的现代派音乐会动不动就被起哄、砸场子，现在的现代派音乐似乎被赋予了理所当然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在现代派出现之初是不存在的。这种变化，即现代派的这种合理性是怎么来的呢？

　　我想，这或许跟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中的进步观念的盛行有关（虽然可能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适用于自然界的生物进化论移植到人文领域的产物，其代表人物是斯宾塞，这一思想在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严复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产生了极具渗透性的广泛影响。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但这一思想的影响力相当巨大，就像它所覆盖的范围绝不只是在中国一样。比如在西方，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之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秉承进步理念，这一理念的传入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占据主流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史观以及循环史观所支撑着的以上古时代为“黄金古代”，越到近世，大道日衰，今不如古的思想，使得人们转而认为未来是光明的，而古代则鄙陋，即今胜于古。这种认为新生事物注定战胜旧事物的进步理念其后在人们的头脑中越加坚固，并且已经埋进了人们的潜意识中。秉承着这种今胜于古的理念，作为后出的现代派音乐就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对古典、浪漫派音乐的压倒性优势。今胜于古所依据的进步理念的出现实际上是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适应论移植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上时采用了“进步”这一词汇，使得适应论摇身一变而成进步论造成的。这种进步理论的合理性还值得商榷。既然今胜于古的理论基础都不见得成立，那么还何谈其它？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有很多，如对道德的冲击，如近当代百余年来“中国音乐落后”这一论调的出现与持续存在也与其有关。我们的社会似乎在兜一个圈子，像谭盾，这个现代派的急先锋，他较新的创作较之以前的作品多了些民族性，而这在其以前极力追求创新的作品中当是被排斥的旧东西。虽然似乎在兜圈子，但我们的社会绝非倒退回古代，而是以前急急一竿子统统打破全盘否定了的旧东西中的合理性成分，在今天又得以再次回归。

    现代派音乐至今存在已有大约百余年历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至今大约也有百余年，同样作为一种对旧事物、老传统的解构，或许两者之间有着更加深层的关系。时至今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力已渐淡，文化价值相对论更占上风，我们社会整体上的这种回归走向或与此有关，这种回归走向以及谭盾创作上的转变-回归倾向，对于当下现代派音乐的发展或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