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展开音乐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国的隋唐时期，尤其是日本的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曾先后派遣十九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到我国来，其中每个使团都设有音乐长、音乐生，他们在我国学习我国的音乐，并且又把我国的音乐带回到日本，从而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的流传，并对日本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隋唐时期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有唐乐、伎乐、散乐三种。唐乐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即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它们流传到日本以后，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共计百首以上，日本至今还保存有《秦王破阵乐》等二十几首唐代燕乐的古乐谱，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在吴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散乐即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曲艺、杂耍和音乐结合成的一种节目，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除了上述的三种音乐，隋唐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大约八世纪，日本流行一种俗称“催马乐”（saybala）的歌谣俗曲，据日本学者河口慧海考证，saybala是西藏语“saybar”（地方恋歌）的音译，日语saybala的内容并不限于爱情，歌词中有时掺杂着藏语，从这些乐曲中可以窥见我国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的踪迹。

　　在隋唐两代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同样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一位叫石川色子的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藤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藤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藤原贞敏从唐带回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入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中国除了福建闽南的“南音”中还使用尺八外，其他地区已经失传）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我国的儒家礼乐思想传入日本以后，为日本朝廷所接受。公元七五七年，日本孝谦天皇的诏敕中出现了移风易俗的礼乐思想：“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从孝谦天皇的诏敕中可以看出，日本对音乐价值的认识和儒家的礼乐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礼乐思想指导下，日本对音乐的追求也同样是所谓的“雅正”之乐，排斥所谓的“淫乐”。

　　我国古代音乐观的阴阳五行说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古代音乐观形成了很大影响。日本的音乐家们也开始认为宇宙是由土、金、水、木、火五个要素组成，与此对应的音乐调式也因此产生一越调、平调、盘涉调、双调和黄钟调，即我国的五声调式。另外，除了五声调式，和我国一样，日本也分别把五行和时节（土用、秋、冬、春、夏）、音阶（五声音阶）、方位（中央、西、北、东、南）、颜色（黄、白、黑、青、赤）及国家的组成要素（君、臣、物、民、事）相互对应，并受我国的音乐思想影响产生“平调亡国论”的论调，在《教训抄》（日文）卷六的《平调》项中有此注解：“平调金商也，西方音也，亡国音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音乐自隋唐以来就对日本音乐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在更早的时间，我国的音乐和乐器已经流传到过日本（如1966年，日本出土了我国春秋时期的陶埙），这种音乐上开放的交流到明朝由于日本对我国的侵扰而受到影响，而到了清代之后，更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被终止，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后，我国学生东渡日本接受西方的思想教育和日本明治政府的政治文化，才开始重新和日本进行某种意义的音乐交流，只是这种音乐交流，已经是单方面往我国带回日本的学校歌曲和从日本学习到的西洋音乐和理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