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一：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吴歌与西曲、水乡景物与市井气息、女性的吟唱、清丽缠绵的情调、修辞特点、《西洲曲》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３２６首，西曲共１４２首。《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江陵县附近）、樊（今湖北省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可见这些民歌本来是徒歌，由乐府机构采集以后才入乐的；吴歌与西曲虽同属南朝民歌，但由于产生在不同的地区，所以在音乐的声节和歌唱方式上也有所差异。从时间上来说，吴歌产生于东晋及刘宋的居多，西曲于宋、齐、梁、陈的居多。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一类，共１８首，是民间祀神的乐章。清商曲辞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保存有少量南朝民歌。
    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乐府诗集》卷六十一引《宋书.乐志》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现存南朝民歌就是由这些乐府机构采集而保存下来的。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尚有“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目的，而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则完全是为了满足其纵情声色的需要。《南齐书.萧惠基传》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 汉魏之世的雅乐，至西晋之乱已渐散亡。及宋武帝平关中，曾将散落在北方的雅乐带回江南。但这些雅乐的曲、辞皆已陈旧而无生气，不能满足统治者的享乐需要。而此时在南方民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声歌曲，于是统治者便以自己的好尚进行采集、润色与拟作。尤其是民间那些发于男女恋情的歌唱，更适合于统治者的生活情调，当然也就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宋后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馀人”（《南齐书.崔祖思传》）；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南史.王俭传》）；齐武帝“后宫万馀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南史.豫章文献王嶷传》），又亲“制《估客乐》，使太乐令刘瑶管弦被之”（《通曲.乐典》）；齐东昏酷爱俗乐，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嗜欲，“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南齐书.东昏纪》）； “普通末，（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徐）勉，因此颇好声酒”（《南史.徐勉传》）；此外，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更有大量的充满艳情色彩的拟作。    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其风流被于社会世俗，故艳俗之情愈炽，而此类民歌亦愈发达。
    南朝民歌中多清丽缠绵的情歌，与江南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本自多情的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油然生发出怀春之情，正如民歌中所唱的那样：
    初阳正二月，草木郁青青。蹑屐步前园，时物感人情。（《读曲歌》）
    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子夜四时歌.春歌》）
    长江流域物产丰盛，商业发达。而最为富庶的地区又首推荆扬二州。李延寿在《南史.循吏传》的序论中描写宋、齐盛世之时说：“方内晏安，氓庶蕃息， ……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产物。它们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现存的吴声歌中，以《子夜歌》（凡４２首）、《子夜四时歌》（凡７５首）、《华山畿》（凡２５首）和《读曲歌》（凡８９首）最为重要。吴声歌曲多为女性的吟唱，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
    或表现既得爱情的欢乐，如：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
    或表现相思的痛苦，如：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子夜四时歌.冬歌》）
    或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如：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四时歌.冬歌》）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
    或表现对于负心男子的怨恨，如：
    常虑有贰意，欢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清流乖。（《子夜歌》）
    或表现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如：
    非欢独慊慊，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许两无由。（《读曲歌》）
    这些作品，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由于地区的差别和歌者的身份不同，它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其突出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因此在情调上与吴歌的闺阁气息有所不同，风格也较为开朗明快。如：
    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一幕幕离别场景，一曲曲送别哀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呵滩》中两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尤为感人：
    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拔蒲》二首清新而含蓄：
    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清新幽美的环境，清脆婉转的歌喉，洋溢着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末二句与《诗经.周南.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来，不雕饰，不做作，便将内心深处细腻缠绵的情感真切地表现出来。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 “丝”双关“思”，以“碑”双关“悲”，以“篱”双关“离”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药名或曲名之“散”双关取散之“散”，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念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 “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
    除吴歌和西曲之外，在《杂曲歌辞》中还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一层深过一层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这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声情摇曳，馀味无穷。所以沈德潜说此诗：“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卷十二）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二、北朝民歌与北朝各民族的风习
    北方的景色与以鲜卑为主的各民族风习、社会题材的多方面表现、直率朴素刚健豪放、《木兰诗》 
    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中，此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７０首左右。《乐府诗集》卷二十一云：
    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萧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
    可见“横吹曲”，原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演奏的乐器有鼓有号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如《折杨柳歌辞》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便是证明，其中又以鲜卑语的歌辞居多。这些歌辞后来被翻译成汉语，如《敕勒歌》，“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引《乐府广题》）。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人直接用汉语创作的，有些则是经过了南方乐工的加工润色，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中还杂有少数北方汉人的作品。所以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
    北朝民歌的数量虽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再加上北方民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气质，因此北朝民歌的情调和风格，就跟南朝民歌有了显著的差别。
     《北史.魏本纪一.魏先世》载：“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 尽管他们后来逐渐南侵，且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习俗仍旧不同于南方。因此在北朝民歌中，表现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最富有地方色彩。史载北齐时代斛律金（４８８～５６７）所唱的《敕勒歌》，反映北方的游牧生活，出色地描绘了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短短２７字，将苍茫浩瀚的草原风光描绘了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可谓千古绝唱。“敕勒”，也是当时少数民族的名称，又称高车。《北史.高车传》说：魏太武帝征服高车后，“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数年之后，渐知粒食，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诗中所描绘的正是这番景象。又如：“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企喻歌辞》）；“放马两泉泽，忘不着连羁”（《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坐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折杨柳歌辞》）；“孟阳三四月，移铺逐阴凉”（《琅琊王歌辞》），也都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从中可以想见那辽阔的原野和丰泽的水草，牧民们赶着马群，过着迁徙不定而又悠游自足的生活。《陇头歌辞》形象地描绘出北方旅人艰苦的生活：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行人的孤独飘零，山路的险峻难行，北地的刺骨严寒，以及思念家乡的悲痛情绪，无不跃然纸上。
    北方民族以畜牧为业，善于骑射，他们锻炼出了雄健强悍的体魄、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企喻歌辞》）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
    不仅男儿具有这种英雄豪侠的行为举止，甚至女子也不让须眉，木兰即是其中的典型。又如《魏书.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也同样反映出豪侠尚武的精神。
    频繁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严重而突出的问题，因而北朝民歌中反映战争的诗也较多。如《企喻歌辞》中的后三首，《紫骝马歌辞》中的第三首，《慕容垂歌辞》三首，《隔谷歌》二首，以及《陇上歌》（《杂歌谣辞三》）等，均属此类题材的作品。《陇上歌》对战争的描写较为具体：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战争必然给人民带来无限深重的灾难：“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隔谷歌》）这些发自内心的悲吟与呼号，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广大人民悲剧的命运。
    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如上文所举《陇头歌辞》和《折杨柳歌辞》即是。又如：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琅琊王歌辞》）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紫骝马歌辞》）
    深刻地反映出他们颠沛流离的苦况和思念家乡的心情。还有些民歌则反映了穷苦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如：“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雀劳利歌辞》）“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赢马，有钱始作人。”（《幽州马客吟歌辞》）其中充满劳苦之人的愤激与不平。其语言之朴素无华，情调之坦率爽朗，风格之刚健豪放，均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
    北朝民歌中有不少反映爱情与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歌曲坦率直截，与南朝情歌缠绵婉转的情调是大不相同的。如：
    侧侧力力，念君无极。枕郎左臂，随郎转侧。（《地驱乐歌辞》）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
    至于“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歌》）；“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则更为大胆泼辣。反映婚姻问题的，多半是女子希望早嫁，如：“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折杨柳歌辞》）“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折杨柳歌辞》）。这些歌唱直率而朴素，毫无忸怩羞涩之态，与南朝民歌相比，也同样有直与曲、刚与柔之别。
    《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长篇叙事诗《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关于此诗的作者及产生的时代问题，自北宋以来即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已著录此诗，故其产生时代不会晚于陈代。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
    《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巾帼英雄，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她爱亲人，也爱祖国，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这是一个深深紥根在中国北方广大土地上的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英雄形象，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尤其可贵。
    《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
    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剪裁精当而结构严谨。作者根据人物刻划的需要，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下展示木兰的形象。从时间上说，长达十多年之久；从地域来说，从家乡，到战场，从朝廷，到故乡，空间十分广阔。如此丰富的内容，本来很费笔墨，但诗歌处理得很好。突出出征前、征途中、战场上和归来后几个场面，描写有详有略。其详处运墨如泼，如出征前备置鞍马的铺排描写，便烘托出一种跃跃欲试的精神和忙忙碌碌的气氛；征途中也同样是不惜笔墨，表现木兰温柔、善良的心性和对父母的拳拳深情；归来后的一大段描写，更是铺排特甚、不厌其详，从而制造出一种热烈而欢乐的气氛，充满浓郁的人情味和生活气息；而战场上的描写，则以“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数语一带而过，可谓惜墨如金，然而战场上的肃杀气氛、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以及木兰的英风豪气，无不涵盖其中。
    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首叙事诗，但抒情的成分却很浓重。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写木兰的相貌和武艺，也没有写她的思想、性格与情感，然而这一切都十分传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或叙事、或摹声、或写景，如百川归海，均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其中既有朴素自然的口语，又有对仗工整、精妙绝伦的律句。虽然可能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