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远，91岁的他一生都在为中国音乐事业奋斗，创作的《克拉玛依之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以及翻译的作品《北国之春》至今仍广为传唱，曾获金唱片奖、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今年2月，为支援中国人民战疫，日本政府和人民捐赠了大量物资，并附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诗句，感动了无数国人。而当日本的疫情日趋严重时，我国政府、企业和人民，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向日方捐赠了物资，与日本人民携手共克时艰。
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动让在家休养的我国著名词曲作家吕远深受触动。“我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事就是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吕远说，“患难见真情，疫情期间两国间暖心的相互驰援，引发全网刷屏，说明中日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和谐最得民心。”
1929年9月11日出生于辽宁丹东的吕远，曾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残暴统治。“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欺压、被侮辱”和“当亡国奴”的经历使得吕远从童年开始就立志要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这也是他一生都在用音乐讴歌中国军人、讴歌建设者、讴歌美好生活的原动力。
早年的经历并没有让吕远一直活在仇恨中。他认为，“应该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和平友好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只是这种心理的变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吕远从小就喜欢音乐，13岁考入临江矿山学校，学习采矿、冶金等专业技术的同时还系统学习了西洋音乐。1945年秋天，共产党接收了他们学校并带来了革命文艺作品《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刚开始，吕远觉得这些作品又俗又土，不过他的观念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1946年，吕远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宣传队，演出时，他们自信满满地上台演奏自以为高级的西洋乐曲，台下的老百姓和战士不仅没人鼓掌，还开始无聊地交头接耳。而接地气的民族音乐一响起，台下立马就热闹起来，掌声叫好声不断。这样的落差让吕远意识到，无论什么音乐，人民喜欢、人民需要才是最重要的。1948年在辽东省（解放区）林业局职工宣传队的积累，加上1950年之后在东北大学（后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的深造，使吕远系统掌握了音乐知识以及革命文艺理论，从而奠定了他的音乐观和创作观。直到今天吕远仍反复强调一句话：“歌曲是为时代和人民服务的，歌曲经典不经典，人民群众说了算。”
1954年，吕远被分配到中央建政文工团做创作员，为表现新中国建设战线的感人事迹而创作。“新中国第一批现代化工业基地的建设者，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转业军人。战争结束后，党中央一声令下，几十万军人脱下军装，交回武器，拿起瓦刀和铁锹，走向无尽的原野，开始新的战斗。”吕远说，“从祖国的东北、西北到祖国的东南、西南，他们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工地，修建起一座又一座城市，直到两鬓渐白。”吕远在他们中间奔走，在风雨和尘土中创作出《建设者之歌》《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再见吧，第八个故乡》等经典作品。
1963年吕远被调到海军政治部歌舞团任艺术指导，开始创作反映祖国海防建设和军人品德的歌曲，他又跑遍祖国万里海疆，采访了无数英雄，创作出《八月十五月儿明》《钢铁战士麦贤德》《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等歌曲。
“文革”结束后，新的文化生活开始了，吕远的作品也开始反映新时期人们的生活，《泉水叮咚响》《牡丹之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等相继涌现。吕远的作品不仅成了中国各个发展时期的时代强音，同时也在传唱中持续带给人无穷的力量。比如，《泉水叮咚响》如破冰船般开创了爱情歌曲的先河，影响了几代人。
很多人知道吕远是著名词曲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他的音乐成就了蒋大为等一大批优秀歌唱家，但是知道他做过二十多年中日文化交流工作的人却相对较少。
吕远早期曾协助中国音协翻译过日本的群众歌曲。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两国开始进行一些文化交流时，他被派去接待日本音乐团体。他促成了两国艺术家共同演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合作的第一部大型歌剧《歌仙——小野小町》。随着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吕远更意识到睦邻友好的重要性。
30多年来，吕远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不懈努力。他将《北国之春》等30多首日本歌曲译配、介绍到中国，他创作的《世界之爱》《永远要憧憬》《人人心中花盛开》《东京湾——扬子江》《北京——琉球友好之歌》等作品在日本广为流传。此外，吕远还曾邀请中日两国艺术家在八达岭、山海关等地连续举行十届“长城之春”音乐会，推出了大量中外友好、世界和平、环境保护等公益题材的音乐新作。
记者曾因一次采访走进油城克拉玛依，当时对一个细节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克拉玛依市区广场、文化馆、学校等随处可见《克拉玛依之歌》的“踪迹”——曲谱和到处飘荡的歌声。与他的音乐如此“高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远本人却极其低调。他常说：“我只是一名文艺战士，只是在尽自己所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从我个人来说，是没什么成就可言的。”
91岁的吕远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事业。虽然岁月不饶人，体力不如以前，但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他都时刻准备着。
（本报记者 刘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