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俞丽拿

　　俞丽拿中国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演奏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唱片发行量多达二百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1962年起在上海音乐学院执教，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教研室主任，培养了许多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奖的优秀学生。先后荣获“全国高校名师奖”“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荣誉。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18岁的俞丽拿奏响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一幕，被永远定格在中国音乐史上。

　　60年后，已近耄耋的俞丽拿站在音乐剧场《真爱-梁祝》的舞台上，奏响《梁祝》的旋律。

　　“如果有一件事、一个人，让人历经千难万险仍心怀喜悦，这就是真爱。”俞丽拿的真爱是小提琴，是她的学生，是中国的小提琴事业。

　　俞丽拿是宁波人。在上海演完《真爱-梁祝》，她紧接着又回到故乡宁波演出。

　　走在路上，有人问：“你是不是俞丽拿？”她笑着说：“人家是说我跟她很像的。”

　　9年前，俞丽拿“封琴”了。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808教室，就是她独一无二的“舞台”。她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教学上。“课比天大”的她，不仅吃在教室，有几年还睡在这间教室里。

　　接受采访时，她特意戴上学生送给她的红围巾。谈了良久，一旁的学生悄悄提醒：俞老师戴着腰托，该休息一下了，紧接着下午还有课要上……

　　让小提琴开口说“中国话”

　　解放周末：许久没有登台的您，最近亮相《真爱-梁祝》的演出，在《梁祝》首演60周年之际，您为什么会发起并参与这样一部形式独特的作品？

　　俞丽拿：梁山伯与祝英台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了，我认为在新时代，它所表达的含义其实可以更加丰富。《真爱-梁祝》源于《梁祝》，又跳出《梁祝》，用音乐剧、舞剧、话剧等形式演绎了樊锦诗与彭金章、巴金与萧珊、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梁山伯与祝英台四段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他们既体现了中国人的隽永小爱，也有家国大爱。

　　现在的年轻一代比较缺乏家国情怀的大爱，他们对爱情的理解和过去也不太一样。我们想通过这四个爱情故事告诉大家，中华民族的爱情观应该是像他们那样的。

　　解放周末：2010年，您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了封琴演出，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状态还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

　　俞丽拿：因为我不想等到哪天拉不动了，被观众说：这个老太婆怎么还在台上啊。年纪大了，精力总是有限的，我想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教学。我记得当时，小提琴家盛中国不太相信，他问我是真的告别舞台了吗？我说当然是真的告别了。其实我这次也算不上是正式演出，我只是拉了《化蝶》的片段，感谢观众对我这个老太婆的鼓励。

　　这些年，我虽然封琴了，但我并没有离开观众。我一直都和《梁祝》在一起。我在许多讲座中给大家讲梁祝的故事，我会一边拉琴，一边解读，希望更多的人能听懂这部作品。

　　解放周末：您演绎的《梁祝》情感细腻丰富、表达真挚，被公认为最权威的演绎之一。在《梁祝》问世之前，中国人主要都是演奏西方作品，您作为首演者，当年是怎么拉出其中的“中国味道”的？

　　俞丽拿：我年轻的时候，最苦恼的就是我拉的西洋乐器老百姓听不懂、不喜欢听。后来，音乐学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在何占豪、陈钢的努力下，《梁祝》的问世终于让小提琴开口说了“中国话”。

　　我曾经在中西结合乐团待过，对越剧和京剧都有一些了解，熟悉中国戏曲特有的程式，这一点很重要。对戏曲不了解的人，在处理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很难把那份韵味拿捏好。比如祝英台“哭灵”那段，采用了中国戏曲中“紧拉慢唱”的表现手法，这在音乐学院里是学不到的。而一些悲剧段落的音色则要模仿哭泣的声音,而且是用水袖挡住的哭声。

　　解放周末：拉好《梁祝》，最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拉出那份韵味？

　　俞丽拿：技术上也有难点，最主要的就是滑音。它里面的滑音是从戏曲唱腔演变过来的，而有些细节在记谱上并没有标注。2016年，首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把《梁祝》作为半决赛的必选曲目。有些外国小提琴家光看谱子就是拉不出那个味道，因为他们会习惯性地把上滑音拉得慢、下滑音拉得快。但《梁祝》里的滑音恰恰应该是上滑音快，下滑音慢，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出祝英台内心的羞涩和甜蜜的爱情主题。

　　我现在反而不急了

　　解放周末：《梁祝》问世后，人们一直期待着能有下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诞生。而早在1993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就筹资100万元征集小提琴新作，在当时引发很大的反响。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俞丽拿：这要从这个基金的创办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要培养一位顶尖的小提琴人才，真的很难。我们出国比赛，常常受困于经费问题。那时候已经有一部分人得益于改革开放富起来了，我就想能不能成立一个基金，帮助年轻的学生，推进中国小提琴事业的发展。1993年，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俞丽拿小提琴艺术基金挂靠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下成立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

　　基金成立后不久，一直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因资金原因无法举行，我决定由我的基金承办。当时有一家公司承诺资助比赛，可比赛就要开始了，资金却迟迟没有落实。没办法，我只好自己去筹款。那天，我带着两位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实习生一起去南京路上的这家公司，没想到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实习生说：俞老师，你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冷遇？我们都快受不了了。其实我那时候是眼泪往心里流，当了那么多年老师的我，哪里尝过这种滋味，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自尊都没了。可那天如果拿不到这笔钱的话，比赛就没有办法如期举行。最终，对方勉强答应了。

　　解放周末：不久后，征集小提琴新作品的那笔“巨款”，又是如何筹到的呢？

　　俞丽拿：改革开放后，《梁祝》一直很受听众的欢迎。到了90年代，就有人提出，为什么没有新作品能与《梁祝》比肩，甚至超越《梁祝》。我知道那时候其实有一批作曲家都在努力，但是他们写出了新作品，却没有钱请乐队来演奏。所以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想办法，决定举办一次小提琴协奏曲中国新作品会展，鼓励中国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

　　最终，在当时的市领导支持下，我们向各界筹到了100万元——那时的100万真是不得了。我们征集到了不少作品，成立了一个专业评委会，评审出一批优秀作品，开了三场音乐会，电视台全都录像。

　　解放周末：有没有一些好作品，或者优秀的作曲家脱颖而出？

　　俞丽拿：有一些好作品，但是大家普遍觉得，还是比不过《梁祝》。当时我挺着急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尤其到了现在，我反而不急了，心态很平。我想，经典作品的问世，还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解放周末：能被大众喜爱、被时代记住的好作品，到底需要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呢？

　　俞丽拿：创作《梁祝》的那个时代，强调的是音乐的民族性。越是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能讲好中国话的作品，就越能被国际承认。

　　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现当代音乐创作流派涌了进来。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时，大多数作曲家的创作还比较注重旋律，那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作曲家的作品就变得没有调性、没有旋律，一般老百姓都听不懂。

　　最近，这种趋势又逐渐地扭转回来了。有些作曲家意识到，虽然作曲的手法可以采用西方技术，但中国音乐作品关键还是要有中国的民族性。

　　我想，等到更多优秀的作曲家意识到，还是要写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东西，意识到民族特色是非常要紧的，那天时地利人和可能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