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鹄沼海岸，每年的7月17日都会有一支由日本青壮年组成的藤泽市消防音乐队郑重其事地演奏《义勇军进行曲》，为的是纪念在这里不幸溺水去世的中国作曲家聂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鹄沼海岸附近水域游泳时与世长辞，年仅23岁。在中日尚未建交的1954年，藤泽市民就为聂耳修建了纪念碑，此后几经风雨又几经重建、改建。不但如此，如今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上午都有不少中日友好人士相约到纪念广场来打扫卫生。八十多年过去了，聂耳已经成为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

　　聂耳以音乐为志业，自1931年入行之后他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上海，其间曾短暂地北上进京，重返上海之后又选择了东渡日本。北上、东渡的选择与经历是考察聂耳生活、思想轨迹的两个醒目的抓手，因为聂耳两度离沪都是基于对周围环境的考虑以及对理想和出路的寻求。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聂耳的考虑、寻求莫不与志道、游艺息息相关。对于聂耳来说，志道、游艺又是与救亡、启蒙辩证统一的。所以在北平和东京的这段“双城记”看起来更像是他短暂一生中两段不容忽视的“进行曲”。

　　矢志不渝，北上进京

　　乘北京地铁二号线到宣武门，西南口出站，沿着宣武门外大街奔南走，没多远在右手边闪出一条胡同，过去这里一直叫鞑子桥胡同，1965年雅化为达智桥胡同。进了胡同第一个丁字路口往南拐便是校场头条。和达智桥胡同的规整、干净相比，校场头条略逊色几分。路西的七号院离巷子口不远，宅门看起来平淡无奇，同资料照片里气派的广亮大门一比真是相形见绌，尤其是门口的两只石鼓和门簪子上“云南会馆”的匾额早已不见踪迹。1932年11月5日，披着这一年的初雪，聂耳在日记里写道：“北平！算是告了一段落吧！二次重来，不知又待何时？”依依不舍之情可见一斑。第二天下午，聂耳辞别才住了三个月的云南会馆，重返上海。

　　聂耳在北京的经历同他此前在上海的生活是无法割裂开的。从聂耳的“北平日记”来看，他1932年8月10号到了北平，仅住了十天就动了回上海的念头，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个想法愈发按捺不住，几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9月16号回上海去，为此还曾专门到正阳门车站问讯处打听发车时间、票价、行李等。那最后为什么在北平延宕下来，当初又为什么要来北平呢？

　　聂耳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化名“黑天使”写文章批评亦师亦友的黎锦晖，化名被识破之后，聂耳脱离了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剧社另寻出路。有的人认为这种描述实乃是尊者讳，掩盖了聂耳想要在《芭蕉叶上诗》等剧中扮演角色而未得，于是转而挥笔泄愤的隐情。这种说法流布甚广，但显然把聂耳想得太过狭隘和自私，而且也没有把聂耳的思想成长和转折看成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自然也就谈不上理解聂耳诸多看似一时冲动的选择。简单来说，聂耳的“上海日记”大致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爱情烦恼、日常练琴、批评剧团以及自遣自励，后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日记里，聂耳很少自暴自弃，他常常显得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可以胜任许多工作，包括在电影里扮演一些角色，并且事实上聂耳是有过从影经历的。另一方面他又时常进行自我教育，“不要忘记自己的发展”。但聂耳对明月歌剧社显然不太满意。1931年春，在初识田汉时聂耳便对黎锦晖“某些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表示了不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只是“帮他们工作”“干完这两年再说”“另走他路吧”，在1932年3月聂耳便萌生过去北平考“艺专”的想法。

　　聂耳对“明月社”的不满有管理、待遇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有艺术方面的原因。聂耳少年时曾参加过“学生军”，到上海之后常常以“革命新青年”“革命者”自诩，他时常思考“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如何“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大众的情绪”，他当时的朋友中不乏像于立群、贺绿汀、艾思奇、郁达夫、田汉这样的进步文化人，而黎锦晖却恰恰饱受所谓“靡靡之音”的批评。所以聂耳一方面出于上进之心希望扮演角色，另一方面又撰文批评，这其实并不矛盾，都是有思想脉络可循的。并且当时聂耳和周围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不时会交换文章甚至是日记，聂耳动笔也并非头脑一热，而是看到好友金焰在《电影时报》上发表了文章而“一时激起我的发表欲，想对他来一个相继的意见”。由此可见，聂耳进剧社、写文章、上北京，这些正如同他成长道路上一系列前后相继的车站一般，并非临时起意。这样似乎就可以更加明确聂耳进京的意图：在思想上追求进步，在艺术上寻求提高，在个人前途上谋求发展。

　　彷徨、失意、奋起：在北平靠近革命

　　聂耳住进云南会馆的当天就和在北平的朋友们取得了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抵达北平之后的第三天，聂耳便去拜会了黎锦晖的四弟黎锦舒，两个人谈话多时，黎锦舒还建议聂耳到欧洲去。后来重回上海之后的第二天，聂耳就在曾被他批评过的卜万苍家中遇到了黎锦晖的七弟黎锦光的太太，日记里记载说：“七嫂子好像比以前活泼些，对我很有好感。”由此可见聂耳与黎锦晖及其周围亲友之间未见得已经闹得关系破裂、形同陌路。

　　中山公园、大栅栏、东安市场、什刹海、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双清别墅、香山饭店、卧佛寺、碧云寺、清华园、燕园……和今天的游客一样，聂耳也是先到这些地标景点玩了个遍。但他毕竟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带着目标来的。从日记来看，聂耳一方面也希望能进正规大学系统学习，到北京20天后他的日记里便出现了周围朋友们投考学校的内容；但另一方面他在上海养成的自我激励、自我批评的心理又刺激他担心校园生活太过悠闲、使自己“软化下去”。两种心理此消彼长，难以决断。一度下定决心回上海也正是这种犹豫、焦虑心态的体现。读聂耳的日记时常会让我想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其实聂耳的日记也正是一部更加贴近真实生活的“自叙传”，把20世纪30年代的聂耳同20年代的丁玲、莎菲放在一起，这或许会使人们更容易体会聂耳的烦躁、彷徨、忧虑和希冀，更容易在伟大和年轻之间恰切地想象聂耳。

　　北平是历史文化名城，经过“文学革命”的洗礼与“革命文学”的筛选，到20世纪30年代北平形成了阵容齐整的“京派”文人圈，他们追求艺术的醇正和恬静，批评低级趣味和商业竞买，特别是后者，正与聂耳相合。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聂耳参加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是名落孙山。北平艺院前身为1918年创办的北京美术学校，此后历经变更，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1949年撤销。校址原位于西单京畿道，现在似乎已经湮没不存了。在放榜之前，聂耳找到了在东交民巷里栖身的白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和他学习以期提高琴艺，断断续续持续到10月中旬，因学费难以为继而被迫终止。这些都是聂耳在北平耽搁下来的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则是聂耳在日记中未曾多说也不便多说的。

　　1928年，聂耳在昆明时便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到上海之后对革命文艺则更加关注，甫一住进云南会馆便引起了便衣特务马匡国的注意，此后聂耳在日记里则以“马三哥”代之。值得一提的是，在聂耳入住之前，云南会馆曾经是云南党组织创建过程中最早的基地。五四运动中，云南青年成立了“大同社”，1922年后，大同社成员多数潜入北京，在云南会馆里组织起“新滇社”，在此之后部分新滇社成员秘密入党并回云南创立了党组织。今天在校场头条胡同口的简介里对这段历史也略有提及。

　　当然同样关注着聂耳的还有地下党组织，特别是“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方面也给北平剧联的负责人寄来了关于聂耳的介绍信。在北平剧联的吸纳和引领之下，聂耳积极参与了不少进步的文艺活动。在落榜之后，为北平剧联的机关报《戏剧新闻》写稿、参加文艺演出，尤其是作为主要负责人筹建“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成为聂耳在北平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在朋友的影响下，聂耳的创作欲再度躁动起来，计划以他“由云南至广、湖的实际生活为取材，写成一篇长篇小说”，并在日记里列了一份大纲。他还把自己和同乡诗人柯仲平做了比较，认为：“说起云南的柯仲平的创作精神，使我觉得自己也可能做出和他差不多的作品，我有的是充分的材料。”只可惜天妒英才，假以时日的话聂耳未尝不会在文艺批评乃至文学创作领域开拓出一片天地来。

　　北上之行虽然只有区区三个月，但是对聂耳来说却可谓影响深远。直观地来看，离开北平之后，聂耳的日记较之以往稀疏了许多，1933年常常是一连几日都付之阙如，1934年和1935年留日之前各只记了三天。而在音乐创作和著述上，聂耳则迎来一个明显的高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开矿歌》《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曲》《金蛇狂舞》等全都作于聂耳离开北平之后。显见得聂耳在艺术创作上更加投入了，他甚至觉得“写信比写日记重要”。

　　更为隐蔽和内在的是，聂耳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在1932年11月7日离开北平之后，1933年初由赵铭彝、田汉做介绍人，夏衍监誓，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左联”领导下的文艺工作中来，这或许才是聂耳转变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是摩登的上海为聂耳提供了最华丽的舞台的话，那质朴的北平给予聂耳的“挫折教育”则助力这位天才的音乐家拉开了人生舞台上那掩饰了许多未知与可能的神秘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