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文化厅、无锡市政府共同出品，无锡市歌舞剧院演出的歌剧《二泉》，可谓应“韵”而生。所应之韵，实为中国的风韵、情韵、音韵。中国歌剧，就当是这样让中国元素理直气壮地成为主旋律，由内而外地发散民族文化的魅力，而不是把它们拿来“中为洋用”，仅仅作为西方歌剧体例中的调剂品或标签。正是如此，歌剧《二泉》才能最直接、最生动地激发观众的精神共鸣，让民族艺术、民族形象通过文化和情感的双向认同，深深映印在我们内心深处，示范着剧场作为观众心灵归宿的神奇功效。

　　《二泉》在音乐创作上对民族民间素材的充分挖掘应用，深入、鲜活、准确、生动。开场的女声合唱“无锡景”，与黑白木刻风格的无锡往昔风光动漫相配，意境厚重，时代背景跃然而出。剧中的“喜歌”“月儿弯弯照九州”“拔根芦柴花”“说唱新闻”等，作曲家杜鸣都没有拿来简单借用，而是有机地充分施以功能化，赋予情境渲染、情感和叙事表达等多重意义。民族音乐调式和技法运用灵活，有机地交互融嵌于全剧音乐的体系构架中。这不仅仅表现在风格上，还表现在音乐的戏剧刻画上，具有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唱腔唱段与舞台规定情境、人物设定自然贴切，毫无生涩不适感。独唱、重唱、合唱相得益彰，构成了层次分明、色彩浓烈、情真意切的咏叹空间。阿炳与两位母亲的三重唱，醉酒消沉中的独唱与四重唱，合唱《老天爷你塌了吧》，夫妻相爱与断琴等段落的二重唱，阿炳失明以及雪中、临终的咏叹等等，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该剧文本创作尤其是唱词创作上功力强劲，秉承了中国民歌以及戏曲文学的优秀基因。编剧任卫新作为资深词作家，修辞考究优美、情感充沛自不在话下，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物语言性格把握到位的同时，还十分具有地域特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除了前面提到的茶馆一场外，类似阿炳以醉解愁时“三杯穿肠过，大醉不罢休，都说阿炳是白相人，一醉能消万古愁”，以及“老天爷你塌了吧”“颠倒歌”等令人感怀的篇章颇多。以“阿福”“阿喜”为文学象征和情感符号，既有地域文化特色，也是人物内心情结得以外化承续的妙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茶馆”一场。这一场既是作为全剧众生亮相的大场面，也是阿炳命运突转的重要节点。段落中，不仅文本、音乐巧妙运用民间小调、地方戏曲及其演唱技法，舞台表现更是彰显了导演黄定山深厚的民族艺术积淀与化解能力，舞台调度独具匠心。茶客们斗茶、斗壶、调侃中，充满乡趣俚曲的浓郁风韵，表演上既保留着歌剧合唱队的传统，也杂揉了戏曲的手眼身法步，生动鲜亮的江南声色画卷，令人拍手称绝。

　　在舞台呈现上，黄定山把以人生悲欢为单一线条的作品，拓展营造成了具有时代画卷质感的宏大制作。该剧充溢的人文悲悯情怀与文化内涵，在导演二度创作的激情燃烧下愈加炽烈，把对阿炳个人的深切同情以及“二泉映月”的凄美高洁，化作了一部时代命运悲欢的大爱之歌。

　　舞台呈现之美，不仅在于境象映射的精准，更在于要激发起更强以及更多潜在的情感张力。开场阿炳与生父的对质，以后区道观中背坐的道士为衬托，寂冷中暗喻相悖与对抗。茶馆中的恶徒，用戏曲丑角的夸张表演，使其蛮横与肆无忌惮活灵活现，与阿炳的善良淳厚，形成更为激烈的行为反差和冲突。黄包车载走轻歌曼舞后的众少妇，反比孤苦凄冷与孑孓徘徊中的阿炳，使生活迷茫与绝望之悲叹更有深度。彩娣寻找到阿炳，二人在不同空间的对唱，让前戏的清冷融进迟来的温情中，自然带入剧情发展的彼此心境。多次出现的阿炳与父母间隔空对唱，以简约而不简单、超越时空的悲情浪漫，开启人物情感的多层面抒发，魂牵梦绕，剧场渲染力极强。迎着破门的风雪，踉跄着不知走向何方的阿炳，以合理而写意的调度，把主人公悲怆与幻灭的情绪推向极点，通过预先行为的几近极端，很大程度上为随后的“毁琴”之举，弥补了剧情动因上的些许不足。录音一场的设计调度，与“二泉映月”琴曲的空灵感可谓绝配，把千呼万唤始得来的那种如梦如幻般的终极实现与时代关怀，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让观众泪眼婆娑。临终前的不甘、向往与控诉，在音乐、形体塑造和光影的全力营造下，受难者般的美学符号感极强，人物悲情一泻千里。

　　剧中，阿炳扮演者王宏伟的演唱既延续了情感真挚淳朴的以往风格，更成功地完成了角色从18岁到垂暮老去的大幅跨越。这种跨越，不仅需要外在的年龄感和相应体态，更需要生动体现历尽人生苍凉的渐进与困顿挣扎。如果说，王宏伟在规定情境下对音色质感的调控、声乐技术上的收放自如、以及最重要的声情并茂等表现并不令人意外，他的形体能力以及表演状态上的自我突破，着实是一次艺术锤炼的脱胎换骨。

　　《二泉》成功地塑造了一众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而非写实的人物传记。阿炳并非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理想化角色。他和所有人一样，向往自由、和平、幸福，不同在于他把一切梦想仅落在“想要一个家”上。可是，就连这么普通的小愿望，竟在他的童年、少年，甚至步入青年都圆梦不得，直到遇到卖花女彩娣。然而，连年的战乱、匪患、官衙无为和社会不公，一次次击碎了他的梦想。有了家却养不活，成为压垮阿炳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垂垂欲死的那一刻，竟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道曙光。新中国成立了，但阿炳却因心力交瘁已熬到尽头。人生悲苦，莫过于站到了幸福与梦想的门槛上，却走不进去了。这不仅仅是阿炳的个人悲剧，亦是苦难百年整整几代人的悲剧。也正是这底层百姓的苦难遭遇，美好善良经受的无端摧残，让阿炳把无尽凄美倾注在了二胡曲《二泉映月》之中。

　　当然，《二泉》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包括某些剧情与音乐的结构节点、不同调性的整体有序与谐和等。作为歌剧表达的重要手段，器乐交响应有的功能性较之声乐部分稍显薄弱。“毁琴”一场，命运多舛的最后一击，除了鼠患天灾，如能让人祸（社会）的外压与自身绝望的内驱力等动因指向再清晰明确些，使之具象可感，或可更加凸显人物命运的悲剧必然性，自然也会延伸强化新生活的美好与可贵。

　　笔者持较大异议的，是中场后的“抗日”段落。不仅内容和画风有一种突兀感，感觉更不适的是打乱了全剧的节奏和情感延续。或许编导意在强化阿炳与民族同命运，但给予他英勇斗敌的标签，显得有些刻意附会，加之情节的简单和脸谱化，与全剧的美学追求不甚融洽。阿炳临终的大段倾诉，独立出来看感人至深，无论唱段还是视觉效果与意义表达都堪称精彩。但建构于已然由《二泉映月》琴曲把情感推向高潮的尾声段落，则有些偏长偏沉，某种程度造成了结构上的失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