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把有些乐评人称为“雇佣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比喻是否恰当暂不论，但王安潮的《如何看待乐评“雇佣军”》对此类乐评人的批评不恰当倒是肯定的。

　　王文从正反两个方面谈“雇佣军”，好的一面赞颂其具有“局内人”资质。但更主要的是批评其中的弊端，认为此类人很容易犯上“爱屋及乌”毛病，即易因感情用事而多溢美、吹捧之词。

　　王文中写道：“其实，这种非专业对口的雇佣军在目前不在少数……此类现象实质上是行业缺乏应有标准。”这里提出“行业标准”问题，我记得唐若甫的《文艺作品同样需要“质检”》曾介绍过国外最近的“行业标准”是“自我评估、同行评估、大众评估”，如果王君所指责的乐评人作为“大众评估”在非发表的领域说出那样赞美的话又有何不可呢？这样的赞美评论在音乐学院博客、微信等各种场合可以说是遍地的。其存在也是有其价值的，大众从自己的心理感受出发说出赞美的话是自我体验美感的一种潜意识表达，他们没必要非要说一些不愉快的话，也无需背上“专业”的责任。再说，这也是符合中国文化的。中国人讲究人情，音乐会观赏往往并不全是为了欣赏音乐，有时更多的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娱乐方式。这就如请客吃饭，并不全是为了填饱肚子，这也是一种礼仪行为。王君以“专业”的名义来要求别人就真的全合适？一个已经患了癌症的人，您非要以医生的视角去告诉他“朋友，得到癌症一般就没几年活头了，你好好享受眼前吧”。这或许说的确实“客观”，但能这样说吗？同样，一个初开音乐会的人，说实话，能开成就已经不容易了，说几句赞美的话，激励他继续努力，恐怕要比直面指责他“你的音唱的不够准，还抢拍，最后唱的还力不从心”等专业的话要更有价值。再说，既然王君认为这些“雇佣军”都是“非专业”的，又有哪个被评论人会太在意那样的评论呢？称他是歌唱家就真的成歌唱家了？既然是“雇佣军”了，说些雇主需要的话是在情理之中。难道您是希望您请来吃饭的人直接跟您说您的饭真不好吃？

　　如果真有弊端的话，我觉得就不应该请“雇佣军”，而不是像王君在承认“雇佣军”存在的合理性时又给人开一些“药方”，主张要“专业对口、注重本体化”即要有“作品本身的技术特征分析”。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乐评都是这样写的话，不但太狭隘了还无趣。杨燕迪就曾说过（大意），他被请去听音乐会有时没有美感，因为总是考虑音是否准，高音唱的是否漂亮等。为何说太狭隘了呢？音乐的“专业性”并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表层的形式分析。有些所谓的专业分析不如说是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也只能说点音符。实际上，音乐学领域的各个分支都是音乐的“专业”领域，从哪个方面谈都可以的。就一个人来讲，没有人的知识结构是全面的，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那一个“视界”。只有从各种角度自由评论，多元分布，才有可能真正促进创演事业的发展。因为“点子”多了，创新的因素便容易萌发，这就如著名的“头脑风暴法”思维一样。倘若我们处处以所谓的“专业”姿态来限制别人，很有可能扼杀了许多富有灵动的想法。事实上，国际乐评界也并非王君所说的那样，李瑾文章《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乐评人》就曾报道一个没有任何音乐背景的沃尔海姆被《纽约时报》聘为专职乐评人的信息，尽管惹争议，但至少“非专业”人士担任乐评人并非中国独有。其实，以前许多文学家都是著名的乐评家，他们说的一些话现在都被当成了名言。指责“非专业”人士的“专业性”既没有历史根据，也没有现实依据。

　　就王君本人来看，其评论几乎涉及各个层面，就真的什么都专业？关于乐评人此前《音乐周报》有过争论，类似王君的观点有苏立华的《不会读谱休谈自己是乐评人》，唐若甫的《关于乐评的三个梦想》意在告诉我们，“专业”与否的争论其实就是利益之争。我赞同此观点并也认为乐评不应设“门槛”。在今天已经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时代，我们还以“自律论”美学那点事来要求乐评人是不合适的。但不管什么人评论，都必须要能“自圆其说”，且所评的对象一定要能方便别人去核实，这就是我理解的乐评人最起码的“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