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我国艺术呈现的畅旺发展景象再度唤醒了对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探讨热情，特别是2011年以来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使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成为一个紧迫的命题，随之，中华民族艺术传统观念或固有之艺术精神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地位纳入这一体系之中，亦成为萦绕在业界人士脑海的挥之不去的“思念”。北京大学王一川教授近期发表几篇论文集中反思“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问题，其中关于宗白华、徐复观、李泽厚的中国艺术精神观的点题可谓精审独到。由此而再思关于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的百年探究，我们深感这是一个常探常新的话题，当然该项研究也势必再次呼应和促进当下中国艺术理论的深入发展。

　　一

　　中华民族艺术精神是一个复合与杂糅的话题，由于我国历史悠久，积淀下来的文艺理论和观点蔚为大观，由任何一个时代或任一理论家出发，就可能拉出冗长的理论清单，进而使之成为言之有据的体系，也非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对于宗白华、徐复观和李泽厚先生而言，他们各有自己的理论立脚处和逻辑上的展开脉络。宗白华先生的观点始终是在中西艺术传统比较角度展开的；而徐复观则立足于先秦道家思想观念；李泽厚始终不离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他们对传统的各自阐发无疑有助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转换（或现代表述）。然而，我们需要注意，近现代美学家或文艺家在探讨民族传统艺术观念时，所使用的古代文艺术语，各有侧重点，有必要厘清该术语所诞生的时代语境和特定涵义。本文所探讨的气韵，就是特指魏晋时代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的气韵一词，它在那时已演变为一种文艺范畴，不止是单一概念，换言之，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艺评价准绳和方式。相应地，我们也认为，关于意境、形神、中和、流变、虚实、神采、妙悟等文艺术语，同样也有探源的必要。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重提中华民族艺术精神，究竟要重提哪个时代的哪种观念、哪种精神？而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宋元以来的古典期文艺评鉴（明末、晚清除外），尽管理论日渐繁杂，大多走入天理胜人欲的隘巷。这也是我们探讨气韵学说时，认为回到魏晋是合理路径的缘由。从气韵观的流变看，尽管在宋元之后，也不乏以气韵评鉴艺术品的则例，可是北宋郭若虚已将气韵归于“游心”，而明代董其昌更将气韵等同于“天性”，都几乎从根本上偏离了气韵的本义。我们将在探源魏晋的气韵学说之后，再加以对比分析。

　　应该说，自从气韵一词产生以来，它一直是品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十分重要的范畴之一。南朝齐梁间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六法”理论，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把它作为艺术创作的首要元素和中心环节。对于视觉艺术而言，包括绘画、书法、雕塑等在内，气韵观直接影响着它们的创作和评价，成为内在尺度之一。对于音乐和舞蹈而言，气之和，即为韵，气韵也为根底性衡量标尺。还有实用艺术的园林和建筑等，都讲究气韵。然而，“气”、“韵”、“气韵”从起源上说，最初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有分有合，需要分别来加以说明。

　　气为生命气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被作为生命力的表征。很显然，人和动物的生存有赖于呼吸与吐纳，植物的生长也有新陈代谢，他们都或明或暗地以气息的方式显现出来。用气解释有机物的存在状态，可谓最直观的表述。然而，气的理论不止局限于如此浅显的层次，它被升华为天地间一个本质性的要素，在哲学的层面用以阐明生命的此在性。老子在《道德经》中讲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即为“充”的借字，万物充满气息，因气息和畅而生机勃勃，可见气被内化为生命的象征。

　　韵为生命体态，以谐和为最优，最早的百科词典之一的《广雅》中解释“韵”，说：“韵，和也”，可知韵是以追求谐和优美体态为上的。《晋书-王坦之传》中记载王坦之曾说：“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方圆不可错用,体韵岂可易处？”器物的方圆体现出它们的功用和风致，不可以胡乱地匹配，例如先秦人们一般用圆形的簋盛饭，如果非要把簋塑造成方形的，则不仅不合用，也不美观。以此来类比人的体态，就要求个体具有自己的风度和雅致。武者有勇武的体态，文人有文人的韵致，如若错位，则不合时宜。由此分析，可以看到，“韵”是优美的形态。音乐中，韵被广泛使用，即一种协调适宜的旋律，在文学中，尤其是诗歌中则是有节律的词章之美。在视觉艺术中，韵作为一种优美风致的展现，它来源于魏晋对人物的评头论足风气，属于被借用而来，但也从此在视觉艺术理论中扎下根底。

　　“韵”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于文艺评价，实质上也是对“充气以为和”的“和”字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气与韵，在魏晋时代经常被合为一个词——“气韵”，它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可以作为评判和指导艺术的法式之一，所谓气韵高者为上品，气韵不足则为下品。之后，大约在一千五百多年间，艺术家大多都受这个法式的影响。总体上讲，在古代艺术领域，“气韵”就是指创作主体灌注于审美对象中的内在生命力及显现出来的具有韵律美的形态。气与韵，可以分别使用，也可以合二为一，因此就形成了气、韵、气韵三个频繁地被用来赏鉴艺术的尺度。但是，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古代艺术史中，这三个概念在不同的时代里被重视的程度迥然有别的，而这正折射出我国不同朝代的时代气质、文化精神和艺术风貌。

　　二

　　先秦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初创的奔突的思想无拘无束，充满创新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识，多元而自由。中华民族多数原创性的理论根发于此，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石，特别是在哲学领域的探索很多元，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气的观念即诞生在先秦，老子不仅首提“冲气为和”，而且在《道德经?第十章》又提出“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在此处他有意地区分了“气”的类型，即气有“专”与“杂”的区分。老子的言论开启了战国时代谈“气”的风习。在《庄子》、《孟子》、《荀子》等论著中，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衍生出同一范畴下的细分概念。比如庄子，他认为天地“噫气”，即呼吸；人有“血气”；春季有“春气”；等等。气俨然是一切事物赖以存显自身生命的可感可知的动力。庄子也不忘将气抽象化，提升到精神的层面。他曾提出，“气也者，虚而待物也；唯道集虚。”此处的“气”是精神层面的虚静，是一种存在状态。又说：“游乎天地之一气。”所谓“天地之一气”，也是指天地的原生状态，是一种人与外物交融的浑然一体的精神状态。孟子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浩然之气，是指“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在孟子那里，气是贯通个体与天地的“介质”，既是实存事物，即身体感官的气息；也是观念意识，即道义的精神。

　　在先秦的《管子》一书中有较为完整的“气论”，并提出了“精气说”，认为：“精气”（有时又单称为“精”）“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主要在《内业篇》管子讨论了气的一元性和普范性。由此可见，在战国时代，气论已经初步形成，而且人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用“气论”来阐释艺术。在《左传》中记述齐国的名臣晏子的一段话：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