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音乐文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成为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各国朝觐，包容并举，盛况空前。从君王到民众，喜爱并参与音乐活动者非常普遍，由此而留于后世的音乐资料也居于古代社会之最。现当代对唐代音乐文化的研究也是学术界中最多的，成果丰硕，参与者广博，每一部此类论著问世也常会受到关注。因此，《唐代音乐文化研究》一出，也就受到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的关注。

　　该书特点之一是内容全面，包含唐代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涉及繁荣的特点与原因、音乐文化制度与机构、音乐美学思想、统治者与音乐、文人与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记谱法的改进、遗音及近30年唐代音乐、敦煌乐舞重建研究进展等十章，内容几乎涵及了唐代音乐考辨、传承等各方面。涵涉如此多的专题，不能不令人击节。特点之二是吸纳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赵维平、王小盾、赵为民等学者的唐代研究成果纳入其中，还对李石根等相关研究成果给予关注。特点之三是视角较新，著作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待唐代音乐文化，注重其当下遗存及其传承发展，不同于既往相关著述多以文献训诂为主。可能由于学力所限，该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因其带有某种普遍性，所以值得一谈。

　　首先是内容庞大而失控，因著者没有相应的研究技能所致。书中内容多以别人成果的直接摘引为主，著者不做观点性阐述或新材料引入的进一步展开，即使有结论，也是人皆尽知的常识，如文中对《乐书要录》的评价：是其对唐代乐律文化的一大重要贡献。贡献在哪？没有下文。多杂的内容之间相互重叠是其研究失控的又一表现，如美学思想与文人音乐之间有很多是重叠的。相互重叠是著作对分类学方法知之甚浅所致，也是对研究对象了解表层所致，更是其研究能力不济所致。书中有些节、目的标题与所论述内容不符，观点、论证及结论不在一条线上，是其研究失控的又一表现，各章节的标题即是要论述的范围或观点，但著者在该领域不甚了解，只能拉郎配或错误地拼凑了。如唐代遗音一章将日本雅乐、西安鼓乐、福建南音与唐代音乐进行了传承的对应关系判断，就是没有相关的辨析能力而只能人云亦云地转述。

　　其次是论述的逻辑混乱，言辞有待商榷。著作将唐代的主要音乐理论典籍置于唐代音乐美学思想的章中，从逻辑对应关系上是不搭题意——并无美学思想的展开；每个部分只是简单的内容罗列，并未对每部典籍的精要做实质性的评述，如《教坊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述唐开元年间教坊制度、坊中轶事及所用乐曲的内容和起源等，但该书的介绍却仅介绍了“女乐淫声色”等内容，这种撇开典籍核心内容而言及旁支者是逻辑混乱的表现。书中将宫廷音乐分为雅乐与燕乐、坐立部伎、大曲，除了逻辑关系的错乱外，对雅乐、燕乐的认识也与既往成果有出入，如对燕乐的界定中，对舍弃夏野三层次论观点之一的做法却未做原因说明。混乱还表现前后用词不一，如著作认为“盛唐音乐起步于唐太宗李世民”，但却将唐高祖在修订雅乐、设习艺馆、改制教坊、参演琵琶等大量创造性的举措进行了展开，其间逻辑前后互相抵牾，文意令人费解。没有必要的新词创造，更未做意思与来源的界定，如“唐代音乐诗的艺术限度”、“大唐新乐”、“唐代飞歌”、“中晚唐余音”等，还有故弄玄虚之嫌。

　　再次是虎头蛇尾，研究设想未见结果。这尤其表现在后面的六章，既没有按照既定设想来写，展开论述的环节越来越少，越写越简单。如文人音乐的三节间除了相互重叠的问题外，在文人的音乐生活、唐诗与音乐、文人对外来音乐的态度等部分均是常识性的介绍，而对其中更为重要的实质性的内容——文人音乐的历史现状考证、特征分析、诗歌以外的文学性评述等文献的学术论述则均未涉及，宫廷音乐中对十部乐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分析等实质性的内容也抛开不理，却将文人创作的曲子同置于民歌之下进行论述，做法颇令人费解，而对乐谱、遗音、古今传承等理应着重的论述，却是一简再简，草草收场。至于书名标题的“文化”研究，也没见有涉及，只是既往音乐史浅层面的综述。这与书在前面设定的“系统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唐代音乐发展的文化内涵”、分析考察“唐代音乐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演变特点”等目标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