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以百岁高龄辞世的黄飞立教授，是我国音乐界指挥教育专业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以乐为本，以乐修身，以乐育人，我以为是对黄先生一生最恰当的概括。1951年黄飞立辞别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时，导师亨德米特对他说：我的前两个中国学生（黄自和谭小麟，皆英年早逝）都不在了，希望你不要学他们，要好好活下去。晚年，口述《送我一把小提琴》这本书时，黄先生说：我想，我做到了。

　　1、84岁登台指挥，深情送别老友李德伦

　　我认识黄先生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其间曾多次采访黄先生。印象中的第一次采访是1992年去宣武区南线阁音乐学院的宿舍拜访他，本来面积就不大的房间里摆得满满当当，几乎无法下脚，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躲这儿躲那儿地走到简朴的沙发前坐下，听他回答我提出的“中国青年指挥”这个大话题。当时我们都同意只称指挥不称家，虽然那时他的得意弟子邵恩、水蓝等人已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打拼。

　　在世纪剧院后台的演员休息室，我带着摄像师对黄先生做过一次短暂采访。那是2001年深秋，中国交响乐团举办李德伦先生追思音乐会，邀请了7位指挥家与乐团合作，84岁的黄先生作为7位中年龄最长者，作为李德伦先生的同行、同龄人和老朋友，自然格外引人注目。他出场时那挺直的腰板和稳健的步履都令人瞠目。他指挥演奏的巴伯的《慢板》（俗称《柔板》）更饱含着对老友的一番别样深情。面对黄先生，我说：“您今天要指挥的《慢板》也是李大爷很喜欢的作品，我听过他在这个舞台上坐着指挥的这首乐曲，我还记得他那天在指挥的过程中竟然随着音乐的节奏站了起来。这首作品是不是更适合老年人指挥？”黄先生略想了一下后说：可能是，因为这首作品虽然不长，内涵却很深，老人来指挥，往往可以把很多的人生感受融入进去。他还说，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建系40周年（1996年）的音乐会上，李德伦指挥的也是这首《慢板》。事后我想，黄先生指挥这首作品能达到颇具韵味的地步，大概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曾留学美国，而《慢板》的作者正是一个美国人。

　　2、耄耋之年仍坐公交参加活动

　　2005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参加指挥界的团拜，这也是中国指挥学会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次团拜。但这种聚会方式，那时已经持续了10年，最初的倡导者是李德伦先生。2005年聚会的发起者，如果我记得不错，应当是兼任过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的徐新老师。那天黄先生第一个到场。殊不知，诸位指挥中，他是最年长的，也是住得最远的。从天通苑到西便门，熟悉京城地理的人，想必都知道这段路途的遥远。我以为有人陪他有车接他，而实际上他是自己乘公交、坐地铁来的。听着年近88岁的黄飞立先生悠然亲切的讲话，真该说那就是中国指挥界的福音。几位年长的指挥家讲过话后，金正平先生（退休前是中国电影乐团常任指挥）居然点名让我发言，我也不知深浅，一张嘴就讲了小20分钟。我说在座的指挥家我几乎都采访过，我干的不是这行，但在这里我觉得很亲切。说这些话时，我距黄先生最近，当时就想，对老先生的采访，应当再深入一步。所以，那天就约定为中国指挥学会主办的《指挥家》杂志采写黄先生。

　　4月16日，在北京音乐厅碰到黄先生，人群中的老先生侧过头来先打招呼，我赶紧问“您哪天有空”。黄先生好爽快：“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约定了星期二，黄先生又追问一句：“来天通苑方便吗？要是坐城铁，我告诉你怎么走。”给了我名片，又详细说清下车后的走法，确保我19日按约定时间准时走进了黄家。

　　3、没学过指挥的指挥系主任

　　那天的采访，主要围绕着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创建初期的教学工作。尽管黄先生说年代已久（转年就是建系50周年了），有些细节记不大清楚，但还是大致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轮廓。

　　1951年，黄飞立从美国回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1953年调任管弦系主任。此前，他在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师从现代作曲大师亨德米特，学习理论作曲，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搞指挥。稍早些的履历是在福建音专当小提琴教师，同时兼搞指挥。更早些与指挥相关的经历是曾经在上海担任基督教合唱团的指挥。那里还有一个圣乐团，是个小规模的乐队，上海音专的许多学生都在乐团和合唱团中。上海工部局乐团的排练和演出，黄飞立也经常去欣赏，那时他已有意去观摩指挥。此外，黄飞立还与黄贻钧、韩中杰、窦立勋等人一起当“棚虫”，录的作品都是当场发谱子，过两遍，就正式录音。如今说来也有意思，多年来这位指挥教授学过小提琴，学过作曲，包括现代作曲技法，就是没学过指挥。他的指挥，是“偷学”，是在实践中学。日前上海指挥家王永吉微信于我说：黄先生的“偷学”正是我比较推崇的一个窍门。我答：求学有道。

　　1954到1955年间，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前身）邀请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开办了合唱指挥训练班。中央音乐学院邀请另一位苏联专家巴拉晓夫，也办了一期合唱指挥训练班，学校的合唱团也交给他训练。院领导委派黄飞立帮助做一些接待工作。一年多后，训练成果逐渐显现，也被学院领导看在眼里。吕骥找到黄飞立说：我们搞个合唱指挥专业吧。黄飞立听了这话之后，认真想了想要做的事，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但通过对巴拉晓夫教学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我还是可以教的。比如视唱练耳课，黄飞立在福建音专时就教过，到耶鲁求学时已获免修了。

　　一天晚上，吕骥见到黄飞立，又问到此事，黄飞立说：这个系倒是可以搞，但没有人啊，我还管着管弦系呢。吕骥果断地说：你现在就调出来，当指挥系主任。

　　4、“中国指挥学派”的首倡者

　　做出建系决定后，黄飞立邀集了郑小瑛、沈武钧、任策，4人成为建系最初的教师。先在院内招生，作曲系、钢琴系的学生中，愿意学指挥的，都可以转过来。1957年正式招生。头两三年的教学计划和大纲都由黄飞立起草，包括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然后在教研组里逐字逐句地讨论，有些地方也做了修改。通过讨论，几位教师在怎样培养指挥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当时黄飞立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还不可能，长期做下去，将来要形成一个中国指挥学派。

　　提到这段往事，黄先生以他那广味普通话顿挫分明地说：《指挥家》杂志是不是可以就“中国指挥学派”这个概念展开讨论？西方的指挥有德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学派，美国现在也逐渐出现自己的学派。中国该不该有自己的指挥学派呢？中国指挥学派到底是什么含义，我的理解也不太深，就觉得应该逐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建系不久，苏联专家就全部撤走了。怎么上课？教师们都没经验，个别上课只是一种教法，黄飞立提出，也要集体教学，要兼容并蓄。这种做法就是教师们每周都要定期听一个人的课，课后一起讨论，学生的问题就是老师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从黄飞立开始，每个教师轮流上阵，所以指挥系的第一批学生说不清具体是谁的学生，几位老师都教过。较明确属于黄先生弟子的最早一位，是后来以指挥《长征组歌》闻名的唐江。稍后，李德伦、严良堃、韩中杰等人陆续来系里兼课，黄先生说：那时的指挥系白纸一张，多些人来讲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一定要实践，这一点黄飞立也是非常明确的。当时还没有几个专业艺术团体，指挥系就紧紧盯住了业余合唱团。文化馆的合唱团，指挥系的学生几乎都去指挥过，黄飞立自己也参与。1957年，赵沨接替了吕骥的工作，他提出：既然办指挥系，就应该全面，增设乐队指挥专业和歌剧指挥专业。这样，指挥系就有了3个专业，根据学生特点，适合什么就主学什么。黄飞立也适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合唱指挥到高年级要补充乐队经验；乐队、歌剧指挥，低年级要有声乐训练，合唱指挥更要有。那时，许多已工作的指挥都没受过专业训练，需要有个进修和提高的机会，指挥系就有针对性地开办了进修班，一期两年，保证质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黄飞立退休（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