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音乐是以C调作为基准调性，即固定唱名法的1(do)就是C调的主音，其它调性主音均不可以唱作1(do)。在中国，我们使用首调唱名法，民族器乐所有的音都可以唱作1（do），貌似没有基准调性。不过，我个人认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器乐还是有个约定俗成的基准调性，它就是D调。

　　与西方音乐把C调的主音唱作1（do）不同，我们是把D(re)看作1(do)。这个音如果在C调里就是2(re)，在F调里读作6（la），而只有在D调中，它才唱作1（do）。

　　在任何音阶中，1（do）都是龙头老大，1是C，基准调性就是C调，1是D，基准调性就是D。即使把小调算上，1（do）也是“皇帝”，而小调主音6（la）也就是个“皇后”。举例说明：二胡定弦D-A，只有D调才能称为1-5弦。琵琶，按照5125唱就是D调，第三弦D弦是1，如果是C调，琵琶定弦唱作6236，三弦成了2。古筝，最低音和最高音都是D，只有在D调中唱作1。笛子、唢吶则由于可以更换乐器，所以可以任意更换基准调。但是这两种乐器是采用基准乐器的方式来弥补更换乐器造成的基准调模糊，那就是以D调乐器作为基准乐器，其它调乐器作为移调乐器。

　　所以中国民族器乐和D音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古筝、二胡、笙、笛子、唢吶、琵琶、大阮等都是以D调作为基准调的。柳琴、中阮、高胡、中胡、三弦的空弦也都有D这个音。不同的是前一组乐器是以D-A作为五度结构，后一组乐器是以G-D支撑五度结构。也就是说，在两组定弦中，共有三个音，D，A，G。这三个音恰巧是西方音乐理论中最重要的主音，属音和下属音。这种结构，是以D音下方有G这个下属音的支持，上方有A这个属音的响应，从而牢固地确立了D的主音位置。由此三个音形成的三和弦也正好是调式的三个(或六个)主和弦。

　　民族器乐这种基准调选择还与常用调性有关系。民族器乐常用调性有D、G、C、F、降B。以二胡为例，这五个调正好是五声音阶和五种调式，没有七声音阶中的四级和七级音。演奏起来很方便。设想一下，如果把二胡定为C调的1-5弦。那么要演奏上述五种调性就有困难了。再以古筝为例，按照目前的定弦，上述五种调式，古筝的D弦都可以不动，不用调弦，能够保证古筝起码有一个基准音不动。如果按照C为主音，到了降B调那就所有的音都需要动了，就失去了基准音。在没有定音设备的情况下就很麻烦。

　　以D为主音。还与人声音域有关系。一般的美声或民歌的男女高音，其最好音区就是从二胡最低音D到高音A这个十二度的音域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验证一下。中国所有近现代创作歌曲中，绝大部分音域范围都是在这个十二度之间。最低音都是D。除了部分歌剧需要戏剧因素而超越以外，几乎无一例外。同时，这个最低的D音还在不同的调性中扮演调式主音的作用。无论是1调式、2调式、3调式、5调式、6调式，这个D还都是调式主音。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我们没有选择C调作为基准调，但是在我们常用的两个降号到两个升号的五个调中，不升不降的C调正好居中。这或许也反映出中西音乐的和而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