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音乐和城市，人们不由得想起音乐之都——维也纳。有古典音乐情结的朋友，心中还可能有一长串城市名字，柏林、萨尔茨堡、圣-彼得堡、布拉格、维罗纳、威尼斯、拜罗伊特等，念及它们，耳边总会回响美妙的旋律，脑海泛起关于音乐的美好想象。很遗憾，这些想象很难挤进东方的城市，哪怕我们的城市规模无与伦比、经济很发达。如果非得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寻找音乐的痕迹，有几处地方还是有些印象的，譬如说厦门鼓浪屿的钢琴声音、北京的京腔京味、广州茶楼的粤曲、丽江的古乐，说来也有几分亲切，能让城市增色。厦门在国内不算大城市，却因为钢琴文化别具特色，赢得外地人的尊重和羡慕。澳门曾经是一个殖民地，一直以来城市文化发展很难有自主性，却在坚持主办几十年的音乐节和艺术节后，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和尊重。虽然人们到厦门和澳门所引起对音乐的期待和体验，难跟维也纳相提并论，却也显得难能可贵了。

　　一般而言，在人们的认知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性格，一些著名的城市甚至有着独一无二的个性，并以此作为城市文化的追求。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现代城市里，什么样的文化追求必然塑造什么样的城市性格。文化的体现可以是显性的、具象的体现，如城市的街区规划、建筑（教堂、宫殿、大学、亭楼馆所）等，包括市容市貌和行政管理；也可以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如起居习惯、群体活动、文化教育、价值认同和思维习惯等；其中后者隐性的、灵魂层面的东西往往更能体现人们的精神风貌，常常是通过两种语言向世界展示，承载城市文明的信息，一种是作为生活交流工具和意志表达的言语，最高的形式是政府文件和议会；一种是作为情感与美的表达的音乐语言，最高的表现便是音乐会（当然包括其他的艺术形式）。这两种语言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如果城市里弥漫的典雅的音乐，心灵得到优雅的艺术气息熏陶，人们的言语必定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温文尔雅的表达。反过来，粗鲁的言语表达，每个音节都充满戾气，无法想象在这个城市里音乐文化上如何能做到高雅温和。

　　城市音乐文化的形成，一方面是一种自然的生长，民间生活中的情感表达和交流、经济社会中一种商业性行为、传统音乐的传承和流行音乐的兴盛就属于这个范畴。另一方面音乐文化也需要政府和精英分子的推动，这往往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厅、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正在联合筹备举办的“国际青年音乐周”便是一种城市音乐文化的积极作为。音乐周请来大提琴家马友友当音乐总监，有高瞻远瞩的宗旨理念，核心任务是组建一支国际青年音乐周管弦乐团，邀请一流的音乐家当导师。虽然对音乐周的具体实施计划还不详，但是新闻发布会主办方阐述了对音乐周高起点、多样化的追求。即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努力让音乐渗透于城市生活当中，影响年轻人的生活。

　　音乐周将主旨指向年轻人，“以音乐为抓手，力图搭建出一个令青年一代互相加深了解、增加互信、促进文化互融互通的交流平台”。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引导年轻的音乐家通过音乐周的活动，能自觉思考内容（Content，即如何理解音乐？）、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和受众（Reception，思考音乐为谁的问题），让音乐渗入年轻人的价值观，以音乐的语言来协调彼此的分歧，以美的形式表达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怀，显然是很高远的理想。正如马友友说的那样：“当人类演奏、歌唱、写作或者探索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创造美和知识，同时也在对人类最大的挑战需求解决的方法，我认为一个音乐家或者艺术家不仅拥有高超的表演技术，还应该关注艺术的力量以及世界对这种力量的需求。”有过深刻古典音乐经验的朋友会体会到，古典音乐除了美的信息，在结构中还是对秩序的承载，或者说古典美本身就是一种协和的秩序的美。经济大潮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依附于一种丛林法则，生活会变得紧张而喧嚣，甚至是忧虑和恐惧，音乐当然不能解决人们的饥饿，却能让人们心里平静，体会高雅与崇高，找到回归心灵的秩序。

　　国内一些本来已经有着很好基础的音乐节，似乎没有坚持自己的音乐品格和明确的人文主旨，难以对城市文化构成实质性的影响，有些甚至过早夭折，颇为可惜。当然，音乐文化对于一座城市，并非单纯依赖几项音乐活动形式，而是要让音乐作为审美习惯注入市民的精神生活，还要靠市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高雅文化的自觉和基础审美教育等，音乐节（周）只是音乐文化的其中一种集中体现。办音乐会（节），固然需要政府战略性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也要借助商业性力量，但是切忌不能轻易让意识形态和资本所绑架，要让音乐会（节）体现音乐价值和功能，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是容易将经念歪的。

　　什么时候我们的音乐周（节）可以跟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伦敦逍遥音乐节、柏林森林音乐会、瑞士琉森音乐节相提并论，那我们的城市性格就由于音乐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