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9月14日《音乐周报》上麦琼的《音乐能改变城市性格吗》后，对作者的逻辑性解释有不同看法。

　　麦文主旨是针对钱程近来的一句“名言”——“艺术改变城市性格”做出解释。作者分析称“音乐与城市性格”从逻辑的联系上看，“文化的创造取决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取决于自然生存条件。”换句话说，“自然生存条件”决定了“文化创造”。“文化”是一个大词，有好几百种定义，至今很难找到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一个定义。但其内核一定是强调精神因素，文化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文化理论中有地理学的解释理论，即一种文化受其地理因素制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育一方文化。但把“文化创造”说成是自然生存条件“决定”的，至今我还没发现有什么好的理论可供解释。一个被“决定”的东西怎么还能有“创造”性呢？如真的用逻辑学知识分析的话，逻辑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演绎推理是推导不出“新”的东西的。难怪麦文自己都说这“推理”是“吃力不讨好”。表面上看，麦文这推理思路有点像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但麦文忘了马克思所擅长的辩证法，文化受物质制约的同时还强调它有反作用，文化的创造性正在于此。

　　麦文的逻辑解释存在的问题还表现在上述言论的接续论述：“现代文化的内核价值，无非是使人们更好地生存，最大化地获得生活的自由、尊严、快乐，加之与大自然的和谐等，城市文化必定是体现这些价值的……信息时代，城市文化有了巨大的突破，为文化的创新、交融、提升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力量……音乐培养了市民的文化品味，音乐影响城市性格就是必然了。”麦文没有明确告之“城市性格”究竟是什么？倒是在论述作为文化的音乐在影响市民的文化品味，也就是“文化”影响“文化”。这既看不到“自然生存条件”决定论的影子，也忽略了核心问题即“音乐影响城市性格”的“必然”性究竟在哪？影响了什么“城市性格”？粗糙的逻辑似乎想表达音乐的功能在影响现代城市市民“更好地生存，最大化地获得生活的自由、尊严、快乐”等。表面上看还真是那么回事，音乐能没有这些功能吗？但细一想，非城市的音乐难道不视这些为其功能吗？民间音乐重要的功能之一毫无疑问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传统的城市音乐没有这功能吗？康德的音乐的审美功能内涵恐怕正是这“自由、尊严、快乐”；所有城市都是如此？钱程说的话是指天津这座城市，如果都是这样的话，何谈“城市性格”呢？直接说成人类性格不行吗？前不久，《音乐周报》刊文《音乐真的无国界吗》还批评这种“宏大叙事”呢。

　　事实上，麦文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大而无当的抽象逻辑推论。现在的逻辑学强调语言产生的语境，即语言的意义全在其使用语境。钱程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音乐院线改革的急先锋，早在1999年，他策划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活动就曾得到各界的肯定。2007年担任天津大剧院总经理以来，《音乐周报》更是有多篇报道，其中一篇《艺术-改变城市性格》正是麦文所要探讨的主题。其实，钱程的观点不仅在《音乐周报》上发表，只要上网，随意一搜都可以阅读。濮存晰还把它记在笔记本上并不时拿出来宣讲。钱程说：“艺术，能够改变一座城市的风貌甚至性格。而推动这份变化的，是城市中从政府高官到平民百姓的每一个人。”（《音乐周报》2012年5月2日）很显然，钱程强调的重点是“人”，而不是什么“自然生存条件”，这正如龙应台说:“一座城市的魅力是人不是楼。”艺术有“易俗”的功能，但也得要通过“人”来运作。天津大剧院为什么会“火”？它成功正是钱程及其团队的那种敢想敢干敢闯的热爱艺术的专业精神决定的，是天津市政府对城市发展的文化战略眼光决定的，而不是“音乐”本身的威力，更不是什么自然生存条件决定的。人才是发展的关键，政策是创新的保障。

　　钱程说出“艺术改变城市性格”这样的话来，其实是意在表达他们要用一种“崇高”的精神来引领自己的成长，有思路才能有出路。而不是真得如同麦文逻辑解释的那样——音乐“必然”改变城市性格。《中国城市性格》一书作者牛晓彦认为，天津的城市性格是“幽默”。林希的小说《天津闲人》说天津人很会找“乐”子了，冯巩演的电影《没事偷着乐》中张大民可谓是这性格的形象说明，马三立的“逗你玩”那更是通俗的形象概括，只要熟悉天津的人不难理解这座城市给人的这个“幽默”印象。如果真如麦文所理解的那样，音乐非要改变这个“幽默”的性格干什么呢？人格心理学说，每个人的性格有多个侧面，并概括出18种不同方向的性质特征，城市性格恐怕更不能只有一种，尤其主要性格是自然、历史、人文多种因素长期综合而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特质。城市再怎么现代化、国际化，要想真正提高其软实力，正如魏征所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因此，与其说“改变”不如说是“丰富”城市性格。音乐能“易俗”不假，但不是什么“俗”都要易。音乐能“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城市化进程确实很快，此前只顾“建”了，没有顾及到城市性格的保护与培育。一个“智慧”型的城市是能在历史传承与未来构想之间找到平衡术的。西方歌剧为代表的近现代艺术本身就是城市文化产物，此音乐的这种“城市”特性势必也迎合了一些高端音乐文化消费群体，拓展了城市发展的空间。但一个“城市的自信和文化自觉”（钱程语）不能仅靠引进高端来培育吧？作为城市主体的大众群体的欣赏习惯是否真得就能在短期内立竿见影的改变呢？歌唱家吴碧霞曾在全国两会时指出，“相比国外，中国现在的演出票价太高了”。大众是否真得有能力普遍消费暂不谈，更重要的是，天津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种高端消费品吗？美好的愿望还必须要在现有基础上一步一步来实现，现在就断语并跟着唱赞歌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