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多长寿，或可说，活跃的指挥家不显老。

    如果就陈燮阳而言，前一句可以加一点注释：他们陈家有长寿基因。定居香港多年的著名词作家、剧作家陈蝶衣是陈燮阳的父亲，老先生95岁那年，澳门为他做专场音乐会，父亲的作品，儿子指挥，和谐融洽。音乐会后有小型酒会，我对陈燮阳说：给你们父子拍个合影吧，他四处找父亲，正低头专注地吃蛋糕的老先生乖乖放下小碟子，和儿子站到了一起。那年我写陈蝶衣，题目就叫《九十五岁的蛋糕》。

    蹦起来指挥

　　而今陈燮阳也76岁了，退居二线只担任“名誉”职务了，却退而仍上，上的还是指挥台。站在指挥台上，他曾指挥过舞剧、交响乐、交响合唱、歌剧、民乐，还指挥过自己改编的作品，有一曲作品的名字甚至还有个“台”字，但不是指挥台，而是青年人更熟知的《菊花台》。站在指挥台上，他竟还能找到双脚离地的机会，虽然离地的距离不过半尺，但却是以蹦的形式完成的。那一蹦（平均每台音乐会蹦一次，最多不超过两次），欲飞似飞若飞，让人瞠目失色，转瞬就已完成，观众或仍心悸。那一蹦，始于何时？是否与从艺五十周年的陈燮阳相伴了五十年？今已无从考证。但或有可寻可循的依据，君不见，陈家老先生的作品中就有《凤凰于飞》；君不见，五十年前陈指挥起步时面对和指挥的就是满台跳来蹦去的芭蕾娘子？谁能说对陈燮阳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呢？那一蹦，于今回望，虽是形态，又何尝不是心态！

    最近的一次蹦，是在2015年11月1日的“陈燮阳从艺五十周年音乐会”上。这台音乐会的曲目，依次为：理查-斯特劳斯的双簧管协奏曲、朱践耳的唢呐协奏曲《天乐》、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陈燮阳指挥的仍是他做了二十余年当家人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前，“上交”现任音乐总监余隆上台致辞，他说：大师兄陈燮阳老师开始从艺时，我才一岁。他说：希望继续在舞台上看到陈老师潇洒的身影。而后陈燮阳登台，前两个曲目，他的指挥异常地中规中矩，有板有眼，几乎像是换了一个人，几乎像是进入了沉稳的铅华洗尽的暮年。我暗想，可能也几乎让熟悉他、喜爱他指挥风格的乐迷小有失望了。这种沉稳状态进入“柴四”的前两个乐章后，渐变为稳健。到第三乐章里，变为自如——我遗憾的是没有安排录像，这个乐章的指挥手法，若录下来，是可以用作指挥系的教材的。第四乐章，以蹦开始，陈燮阳的指挥本色，不再受任何拘泥，不再有任何顾忌，出现了潇洒的身影，得到了酣畅尽致的发挥，此时台上的陈燮阳，完全变成了一个老顽童。而在观众以为“尽致”时，他又亮出了自己改编的《花好月圆》。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转瞬之间就把观众的情绪牵向极致。

    勇于创造“第一”

    在中国指挥家中，陈燮阳是创造“第一”最多的一位。到底有多少个“第一”，似乎还没有统计出准确的数字。堪称“第一”中的第一，我以为当是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并在中国第一个推出音乐季。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某年，是院团长当家（某些乐团的当家人甚至还叫负责人）的年代。值“全国交响乐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之际，我以记者身份到会采访，把陈燮阳从会议室拉到他的房间，简短采访后，我写了题为《音乐总监的旋风》的报道。此前的1986年，我担任改版后的《人民音乐》特约编辑，曾组稿编辑了一期“上海专刊”，那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就是陈燮阳。可以说他是在这份音乐权威刊物上封面的第一个上海指挥家（黄贻钧、陈传熙二位指挥家上封面都在多年以后）。巧的是几乎同月，陈蝶衣的照片上了台北某音乐刊物的封面。本世纪初，陈燮阳被任命为中央歌剧院院长，上海则未完全放他来京，所以他又成了第一个兼职的艺术院团领导。其实此前中央乐团在李凌先生主政时就曾调他来京担任常任指挥，惜乎八个月才开一台交响音乐会，上海那边的指挥台仍虚席以待，所以他又回了上海。在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之外，中央民族乐团是他合作更多的一个团，这个合作，已持续了十六、七年。他指挥这个乐团，陆续出现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柏林爱乐大厅、纽约林肯艺术中心、莫斯科大剧院等世界著名的音乐殿堂。陈燮阳自己最看重的“第一”，是他与黄贻钧先生等人倡导成立的全国第一个爱乐之家——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自协会成立至今三十年，他一直担任会长，且不是虚职。若干“第一”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他是第一个做广告的指挥家（为某空调品牌）。广告商看重他，一定是先看重他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估计还与他的让人过目难忘的形象（尤其是发型）有关。

    保留艺术家的风度

    年轻时的陈燮阳一头浓发，后来迅速稀薄，脑门宽，头顶亮，他也索性让耳际两旁和后脑壳的头发任意疯长。他的发型，得到“光明顶”、“地中海”、“羽毛球”等多个绰号，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而招致非议，认为他的发型将给听众乃至社会带来不良影响，认为他不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还是李凌为他找到一个有力的依据，他说：“陈燮阳留的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旗手、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的发型，这不是奇装异癖，是艺术家的一种风度。”此后，非议再上不了台面了，“羽毛球”与“伏尔泰发型”画上了等号，也一直保留到今天。

    回首人生，陈燮阳最满意的是上海交响乐团在他的治理下蒸蒸日上，最遗憾的是还有不少想指挥的作品没有付诸实现。对两位黄先生——黄贻钧和黄晓同（一位是他的领导，一位是他的恩师），他都抱有歉疚之心。他写过怀念黄贻钧的文章，文中说，在老先生最后住院的日子里，没有更好地照料他。在追思黄晓同的会上，他念了先生批评他的信，也主动检讨了自己，说过去有权力时给恩师安排的音乐会太少。“从艺五十周年研讨会”上，他最后发言，除了表示感恩，竟还指出自己的弱点：英文不好，比李德伦和二黄先生都逊色不少。这份谦逊和自省，都让与会者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倒是与他同事多年的作曲家朱践耳先生，对他的了解深于旁人，研讨会上展示了92岁高龄的朱践耳送给陈燮阳的书法中堂，曰：“燮理阴阳，地久天长”。燮阳这名字，朱先生的解读是有协调能力，这无疑是对陈燮阳的一个最中肯最准确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