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著名指挥家、指挥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黄晓同与世长辞，终年82岁。9月19日，为纪念黄晓同为我国音乐文化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传承和发扬他的学术风范及精湛技艺，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庄严、肃穆的黄晓同追思音乐会和追思座谈会。黄晓同一生培养了80多名指挥人才，他们是：陈燮阳、汤沐海、谭利华、张国勇、王永吉、余隆、侯润宇、杨又青等，撑起了中国指挥事业的半边天。

　　当日，音乐会上，汤沐海、谭利华、张国勇等爱徒为先生献上了他生前最喜爱的乐曲。追思会上，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中国指挥界的代表、黄晓同的亲人共同追忆了黄晓同刚正不阿、德艺双馨的一生，席间自然流露的真情令人动容。

　　张国勇，是黄晓同的学生，也是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著名指挥家。本期特刊发张国勇此文，以资纪念。

　　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我的恩师黄晓同来到这个世界，而今又安静地离开了。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艺术事业，走过了平凡而又不凡的一生。这一辈子，他身上被赋予的光环和所作出的贡献是极不成正比的，一方面因为他淡泊名利，另一方面则是他把自己完全沉浸在了艺术中。

　　我的脑海里还时常会浮现出他在听录音、看总谱、弹钢琴的模样，因为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即使到了晚年，虚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出门活动，他也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再指挥乐队，可每当我去看他时，他躺在病榻上，仍然孜孜不倦地看着总谱。如此这般的执著，不再是为了工作，完全是出于精神需要。这么多年，他已将自己化在音乐中，而这浩瀚的音乐海洋，也成为他漫漫人生抵御寂寞的生命源泉。

　　离开这个世界时，老师应该是了无遗憾的。虽然头上的桂冠、头衔并不是很多，但名利于他本就不重要，唯有学生是他的珍宝。在老师弥留之际，人尚且清醒时，我看出情况不好，通知了工作在各地的学生都回来看他。我想，没有任何一面奖牌、任何一个荣誉称号比得上这些有出息的学生纷纷来到床边，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肩向他汇报工作所带给他的安慰。

　　他无憾离开，还因为他这一辈子没说过假话、空话，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一个人能做到这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地离世很不容易。在这么多学生中，我应该是跟他相处时间最长的了。当我还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拉大提琴时，黄晓同老师就是学生乐队的指挥。正是受到黄先生的耳濡目染，我在15岁时萌生了学习指挥的念头，有了与他朝夕相处的大学5年，毕业后又留校任教至今。除了4年留学俄罗斯，我几乎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老师的身边。正因如此，我更清楚地知道老师的为人。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写下这篇文章缅怀、祭奠黄晓同老师，希望把他的高尚品格和治乐精神告诉更多的人。

　　为人正直的黄先生

　　很多人不理解黄晓同，认为他说话太直白，有时候甚至不识时务，讲话得罪人。其实，那都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太干净，从来就没想过说话要绕弯。

　　这种直白，甚至丝毫不能迁就的性格有时候也显得特别可爱。有一件小事令我印象很深。读书时，指挥系所在的音乐学院南大楼紧挨着汾阳路，与街沿仅一道围墙之隔。汾阳路的路灯比较昏暗，总会吸引一些大胆的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人们刚经历过“文革”，思想还很保守，谈恋爱都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更不要说在街上搂搂抱抱，属于不雅的行为。我记得那会儿正在学诺瓦克的《斯洛伐克组曲》，里面有一首夜曲，黄老师给我们讲解时说，这个音乐就是表达爱情，是理想化的、高尚的爱情，绝不是站在汾阳路边的那些人！现在看来也许是顽固守旧，不过在当时却能看出老师思想的正派，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老师的价值观、世界观非常明确，原则性极强。

　　黄晓同老师只知道把自己沉浸在音乐世界里，“与时俱进”对他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大概是去年的时候，老师还能自由行走，我邀请他在指挥系举办讲座，说说他的教学经历，好让现在的学生们了解指挥学习的不易，将黄先生身上的优良品质传给下一代人。我就像当年一样，坐在课桌前聚精会神地听讲，听他一个一个地评论自己的学生。我们这些所谓中国一线的指挥，不管现在地位多高、名气多大，在他眼里依然是学生，依然是他的孩子。娓娓道来中，既带着调侃，又饱含慈爱，他把学生们的优点、缺点都“暴露”在阳光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突然恍惚，觉得黄晓同老师讲话的表情、语气及所讲的内容，依然是我35年前当学生时看到的样子，那么熟悉。

　　虽然我们一再提倡创新、与时俱进，但古典音乐却不然。经典传承是古典音乐的精神实质，是它永恒的生命注脚，而钻研古典音乐需要内心的宁静，需要人文思想的积淀。正因为黄晓同的内心没有被物质社会所污染，所以你能从他的讲座中发现那些传统的东西，那些他真诚传授、一生追求的音乐理想。

　　然而，这些传统的优良品质在现今的艺术高校中已经越来越少了。物质的飞速发展浮躁了人们的心，凡事容易追求表面，被眼前利益所蒙蔽。什么东西来得快、什么东西赚钱、什么东西吸引眼球就去做什么。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艺术品位自然而然就会下降。前段时间我看过一套书，叫《南渡北归》，讲述抗战时期因北平、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大批知识分子挟着知识的火种，冒着战争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办学的故事。恰恰是在那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在爱国人士杯水车薪的帮助下，这些知识分子借土地庙授课教学，却由此出了一大批人才，令人不胜唏嘘。没有钱不能办教育，但有了钱未必办得好教育。在国力强盛、教育经费充足的年代，更不能忘记黄晓同老师这种务实、不虚伪的可贵品质。

　　我至今仍对留俄归来的第一场排练记忆犹新。那是1997年，归国的我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了第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彼时国内的交响乐市场仍停留在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阶段，听过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人并不多，演过的就更少了。要指挥演奏这部作品，在业界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有意思的是，排练第一天，黄晓同和朱践耳每人拿着一本总谱就坐在排练厅里。我惊讶地问道：“两位老师怎么在这里？”黄晓同笑着说：“我们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和指挥这部作品，现在你从俄罗斯得到真传回来了，我就过来学习学习。”当今社会有太多不懂装懂、貌似权威的人，谁曾想，一个被公认为成绩优秀、音乐才华卓越的大牌教授，竟愿意放下架子向学生学习。但这就是最真实的黄晓同老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让我敬佩之至，更是万分感动。

　　治乐严谨的黄先生

　　我个人认为，黄晓同老师是同一辈指挥家里音乐基础最好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也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黄晓同本科毕业后留学莫斯科，出国前已经具备相当的音乐知识。多年后当我循着老师的足迹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仍能听到学校的老师提起黄晓同的名字。有一次吃饭，我与负责教学的副院长和教务主任聊起来，说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和中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大量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并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其中就提到刘诗昆、李德伦，还有黄晓同。黄晓同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中国留学生，但却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尚学务实的家风和对知识的孜孜追求使黄晓同养成了治学严谨的习惯。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从来不带谱子，却能仔细得连一个音符都不放过，因为每个谱子他都滚瓜烂熟。从老师手中接过教鞭的我也一直试图这样做。如果一个指挥教授在教学时离不开总谱，注意力无法集中在学生的指挥上，就难免有些细节上的疏漏。而黄老师对谱子早已烂熟于心，无时无刻不在紧盯着我们，加上他对谱子研究得非常透彻，时常找一些谱面上的细节考我们，迫使我们每一堂课都得准备得特别充分，丝毫不敢怠慢。所以，直到很多年后，所有学生看到他都还心生敬畏，服服帖帖。黄晓同老师还是一个对音乐精益求精，容不得半点瑕疵的人。他的耳朵非常好，总能在我们演奏过程中挑出钢琴上的错音，或者节奏上的错误。总而言之，虽然课堂学习与艺术实践还有一些距离，但对待音乐的那种认真、仔细、严谨的习惯，都是黄老师在课堂上教会我们的，让我们在日后的艺术实践中受益匪浅。

　　黄先生的指挥技艺准确而又精湛。他最反对在指挥中流于表面的“花拳绣腿”，要求我们一招一式都与音乐有关，强调表现音乐，而不是表现自己。如果不是黄晓同老师的谆谆教导，我们这批学生不可能被外界赞誉为基本功过硬。在学习中，我们努力琢磨、领悟他对每首作品的解读，从而提升了自己的审美趣味。现在的我也以这样的理念和标准教导学生——不花里胡哨地“舞蹈”，不做表面文章，而是专注于音乐本身。

　　我还从老师身上懂得了文化对于音乐的重要性。古典音乐和历史、哲学、宗教甚至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更不用说和戏剧、文学、舞蹈、绘画、舞美等旁类艺术了。如果一个音乐家仅仅完成谱面上的音符，而不理解音乐的内涵，那他所传递出来的音乐是不会打动人的。而黄晓同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有文化的音乐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时常会有感而发写一些诗，写得很精彩；他的字也写得很好，说话用词很高级。所有的这一切都对我的艺术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我们这些学生个个长大成才，也时常有机会在电视上露面，但他始终把我们当成孩子。他会在看完电视转播后说：“去把某某某给我叫来，昨天音乐会有问题，我要跟他好好讲讲！”有一次正赶上春节，电视台录制了我指挥的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由于各类商业演出太多，乐团没有排练就直接走台。而担任钢琴独奏的是德高望重的老音乐家，一来年龄较大，二来可能疏于练习，台上弹得很勉强，速度把握也不太准确。说来也巧，我去看望黄老师时，电视上正好在播放这场音乐会。他边看边教训我，怪我不该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接这个演出，也怪钢琴家不该在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公开演奏。尽管他的儿子在一旁打圆场，说父亲不领行情，但他在艺术质量面前完全不留情面。而我被他痛批一顿，却也心服口服。

　　大家都知道，指挥这个专业特别需要舞台实践。黄晓同有一身才艺，却完全献身于课堂，很遗憾没能得到更多舞台实践的机会。他深深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总是鼓励、敦促学生到乐团实习。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文革”后不久，大家对莫扎特、贝多芬已经非常生疏，演奏交响乐的乐团本来就少，能给我们实习机会的更是少得可怜。让学生去指挥乐队，哪怕是现在看来都需要很大的魄力，也要冒着一定的风险。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我第二学年管弦系的第一节乐队课，排练的是莫扎特《第35交响曲》，黄老师假借人在外地之故，为我创造一个独当一面的排练机会。那时我才大学二年级刚开学，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把我紧张得三天三夜没睡着，脑子里胡思乱想，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凶吉未卜的“机会”。但也正是因为黄先生较早放手让我指挥排练，相对来说，我的乐队实践机会多一些，心里由衷地感谢他。

　　以上所写仅仅是我的一部分回忆，还有很多与黄先生相处的点滴片段始终珍藏在我心里。人这一生的最佳归宿不外乎生活美满、事业有成。但鱼与熊掌难以兼得，能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黄先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虽然人生坎坷，但是他一生清白、两袖清风、德高望重，又为中国的古典音乐、中国的指挥事业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培养出那么多的学生，这样伟大、高尚的学者，值得后辈敬仰学习一辈子的。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您带着挚爱的音乐到了另一个世界，而我们也必将带着您留下的精神财富继续开拓您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