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吸引了近万人参与，160多个团队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团队有130多个，规模空前；而刚刚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闭幕的第七届世界合唱比赛，有60多个国家的362个合唱团参加，其中中国团队就有71个，58个来自中国内地，并且捷报频传。

　　底子虽然不厚，但参与热情极高，普及速度飞快

　　贵州遵义的退休教师齐叔庄，今年70多岁，退休后到北京与女儿一家同住，时间一长心里觉得好像缺了点依托，于是来到附近的老年人活动中心练歌。不想，周围的人都说他唱得不错，有人推荐他去报考中国音乐家协会爱乐乐团合唱团，这家乐团成立于1996年，其中的合唱团有70来人，已经排练了几十台晚会，在全国各地演出数百场。齐老伯经过几次考试后被看中录取，从此开始了他的合唱生涯。他说，如今他每天赶去排练，风雨无阻，心里充实了很多，精神有了朝气，连身体都感觉强健起来，简直就是迎来了第二次生命。巧的是，他的小外孙李多多也在北京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水精灵”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成立于1995年，在排练中孩子们不仅学会了歌曲，更培育了团队精神，多年来，在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专场比赛中，“水精灵”合唱团都获得一等奖。

　　像齐老伯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在全国还有很多。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田玉斌就说，合唱艺术如今已全面普及，学校、街道、社区、厂矿、机关、部队、村镇，几乎无处不在，从儿童到老年人，各行各业，连公园、街头都有人自发组织起来。究竟有多少个合唱团队，如果统计清楚，实在太难，职业的和非职业的，估计在百万以上。中国不愧是世界第一合唱大国。

　　20多年前，本报曾专门报道了中央乐团合唱团的生存窘境，呼吁文化主管部门和全社会关注专业合唱的不景气状况。可是，时隔20来年，中国合唱事业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中国国际合唱节最可以说明这一发展的迅猛，1992年的第一届仅有17个合唱团，总人数不足900；第五届时发展到58个合唱团，参加人数上升至3400；而今年，在中国国际合唱节创立整整20年之际，第十一届的报名参赛团体达到166个，人数近万。

　　回顾这20年的发展历程，你会发现，中国合唱的日趋兴旺，并不是职业合唱团队人数的增加，而是非职业的大众合唱团队遍地开花。他们的合唱热情不是来自大的投资，不在于谁的扶持，也不出于什么部门的重视，大多是自发形成。因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工作之余、退休之后、成长时期，男女老少需要精神寄托，需要文化滋润，需要横向联系，需要团队感觉，需要凝聚力。合唱，这一经济投入不多、见效很快、普及性极高的艺术形式就成为大众的首选。

　　中国国际合唱节是我国规格最高的国际合唱艺术盛会，主办方之一，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张宇认为，合唱的大众特点适应了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在这里，人们感受到了艺术的情趣、集体的荣誉、团队的温暖、个人才情的迸发，是一片不需要金钱关系、级别关系的平等的精神家园，对小康社会的构建、大众文化品位的提高、社会生活品质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容忽视。

　　历史虽然不长，但水平提升明显，艺术成就突出

　　在美国辛辛那提市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合唱比赛刚刚结束，共有60多个国家的362个合唱团参加，其中中国就有71个团队，58个来自中国内地。在锦标赛22个组别的比赛中，中国合唱团所获得的冠军（金奖第一名）数与东道主美国、合唱强国南非并列第一，均为5个，中国参赛团队还获得了金奖30个、银奖18个、铜奖5个；在公开赛17个组别的比赛中，中国参赛团队也收获9个金奖、19个银奖、3个铜奖。

　　童声组冠军是浙江温州少年艺术学校男童合唱团，当32个小男孩身着白色演出服、系着红格方巾，每个人既认真又不失调皮地站在舞台上时，台下爆发出一次又一次笑声。但当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演唱完毕，笑声却变成经久不息的掌声。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不约而同地起立，为孩子们热烈鼓掌。

　　看到这条新闻，听见从美国不时传来的好消息，田玉斌理事长笑得格外开朗，他说，合唱已经不再是那种群众性的齐唱，其艺术含量越来越高，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

　　合唱艺术在西方历史悠久，而在我国音乐领地中是年轻的家族，最早的是学堂乐歌，后来黄自1933年写下的清唱剧《长恨歌》算是较早的大型合唱作品。中国合唱的大发展来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后很快传遍了全中国，《生产大合唱》、《在太行山上》也是各具特色的合唱作品。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形势的需要和全国建设的激情，合唱事业朝气蓬勃，许多专业合唱团体应运而生，业余合唱也十分活跃。当时的兴旺更多地体现在创作中，50年代创作的《幸福河大合唱》、60年代问世的《长征组歌》，都深受欢迎，影响久远。瞿希贤等作曲家改编的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牧歌》、《阿拉木汗》、《乌苏里船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成为我国合唱的经典。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加快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合唱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几乎一年一个面貌。一批高校学生合唱团在国际比赛中不断获奖，杨鸿年创建的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及女子合唱团享誉世界；而在厦门和绍兴分别举办了两届世界合唱比赛，也让中国的合唱事业展示了独特的风光。

　　1982年成立的国际合唱联盟旗下拥有100多个国家合唱协会集体会员，这次在中国国际合唱节期间举办峰会，而且是首次在亚洲国家举办世界合唱峰会，显示出中国合唱的影响力。

　　不用说在美国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合唱比赛中中国各团队的优异表现，即使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合唱节上，从内蒙古少年合唱团、四川北川中学女声合唱团的音色、音质，到甘肃白银市爱乐合唱团、东方美伶男声合唱组合的丰富多彩，中国各地合唱艺术让人目不暇接，水准也令人惊讶不已。而侗族大歌、傈僳族的无伴奏合唱等演出，近年来多次在全国各地舞台亮相，更让我们感受到合唱在中国各民族文化中的深厚土壤。

　　成绩虽然显著，但仍有诸多不足，教育有待改进

　　中国的艺术发展，最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自我反省的良好习惯，每次进步都不忘寻找差距，合唱这一全世界盛行的艺术形式更是如此。中国合唱与世界各国、尤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哪些不足，几乎是合唱界每次讨论的主题。在这次国际合唱联盟举办的峰会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举行的研讨会中，田玉斌等中国专家的发言也没有忘记这一内容。

　　简谱，由法国人发明，德国人改进，上个世纪初从日本传入我国。简谱对中国人而言，在普及音乐知识、推广歌曲演唱，让音乐走向大众的历程中，的确功不可没，但在国民教育日益发达，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依然使用简谱教学，就显得十分滞后了，其实连日本也早已普及了五线谱！如今全国90%以上的合唱团依然还用简谱读谱，让专家不无忧虑，合唱训练因此常常遇到障碍，音准和节奏也时常出现问题。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还忽视乐理、识谱，只重欣赏，这也降低了合唱团演唱和排练的品质。

　　今天的世界合唱表现早已经不是规规矩矩排成几行，在那里一本正经地引吭高歌了，其形式多彩多姿，有舞蹈，有道具，姿态各异，变换无穷。而我国的大多数合唱团队表现形式还很单一、呆板、拘谨，限制了作品的有效表达和多元展现。

　　大合唱不是大声唱。有相当多的团队还没有完全摆脱群众齐唱的层次，以为声音喊得大、叫得响就是合唱，这是对合唱艺术的误读，将合唱与群众歌咏活动中的齐唱混为一谈。群众歌咏要转型提升为合唱艺术，其间基本的文化修养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修养，许多作品不仅唱不了，也唱不好。指挥家孟大鹏还尖锐地提出：不能用群众歌咏替代合唱艺术！我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发展合唱艺术，只有合唱才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修养有所提高。

　　近20年来，尽管产生了陆在易的《祖国母亲》等合唱作品，但与其他音乐作品相比，中国合唱创作非常薄弱，作曲家中间愿意写合唱作品的人很少，产量也不高，只有少数主题晚会或公益演出才能诞生一些原创。原因在于报酬较低，使用者的版权意识薄弱，所以，作曲家大多认为得不偿失，难以激发创作的欲望。由于缺少有水平的当代合唱新作，各团队只好以外国经典作品、传统民间作品为主，重复率很高。据作曲家唐建平介绍，日本著名合唱专家松下耕，既是指挥家，又是作曲家，他的作品在日本卖得很好，而且在全世界也卖得很火。他在日本指挥十几个合唱团，每天不是排练就是写曲子，天天和市场打成一片，什么好唱、什么受欢迎，非常清楚。而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作曲家。

　　一些专家还提出，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合唱艺术表演尽管不能卖高价，但也要进入市场，票价不妨低廉，收入恰好养活一个合唱团队为好。这样的团队人数也不宜多，吃住行都要方便灵活。

　　此外，合唱指挥、合唱培训教师、合唱教育的欠缺，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我国老一代的合唱指挥家不是作古多年，就是年事已高，而新一代的指挥家又显得青黄不接。在世界很多合唱艺术发达的国家，合唱教育也很发达，合唱学校、合唱专业都很普遍，而这正是我国当前音乐教育的弱项。

　　田玉斌理事长认为，我国合唱艺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的属于基础教育，需要从小培育，需要长远建设，更需要时间，所以，我国合唱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得到全社会上下的一致努力，我国合唱事业的发展才会有更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