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雅乐相对的，便是俗乐。俗乐是古代散落在民间的各种乐舞的统称，包括民间音乐、散乐百戏和外来音乐等，也就是社会上除雅乐以外的所有乐舞。

　　不过，在特定条件下，俗乐并不兼指一切民间音乐。如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这里，作者仅把“二十八调”，看作是俗乐。而所谓“俗乐二十八调”，即“燕乐二十八调”，实际是指隋、唐时期的燕乐。

　　俗乐的典型代表，是当时所称的“郑卫之音”。郑、卫原是古时两个诸侯国（今河南中部与东部）的国名。据考证，这一地区原为殷商民族聚居区，武王伐纣灭商后，将其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了郑、卫两个诸侯国，以监视殷商遗民，防其作乱。当时郑、卫两个诸侯国的民间音乐，便是人们所说的“郑卫之音”。

　　“郑卫之音”其实不是儒家所诋毁的什么“靡靡之音”和“亡国之音”，而是保留了殷商民族音乐传统的一些“前朝遗声”。因为据考证，“郑卫之音”大多是当地乡民村女在田间地头或春游秋收时的应景之作，内容大多抒发青年男女的相思爱慕之情，绝大部分为当时民间流行的爱情歌曲。演奏的乐人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倡优和女乐。乐器虽时有钟、磐加入，但仍以管弦为主。与规整刻板的雅乐相比，这些地方的民间音乐热情奔放，大胆泼辣，多情缠绵，简练明快，轻松活泼，意趣丰富，尤其擅长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宣泄个人的真情实感。因此自从产生的时候开始，便迅速流行开来，并深受人们的喜爱。

　　不过，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期，作为“先王之乐”的雅乐逐渐衰弱，而土生土长的民间俗乐则蓬勃兴起，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特别是许多民间音乐纷纷进入各国宫廷，不仅迅速为王侯贵族所接纳，而且还不断受到他们的追捧。据《乐记-魏文侯篇》记载，精通音乐的魏文侯（前446一前396在位），就曾对孔子门徒子夏，谈起自己在听雅乐与俗乐时的不同感受与疑问：“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意思是说，我一本正经地观赏古乐，可是提不起精神，唯恐会睡着。但是，一听那种被称作‘郑卫之声’的新乐，却一点也不知疲倦。请问古乐为什么会那样？新乐为何有这样的效果？稍晚的齐宣王（前320一前302在位）则更直率地说：“寡人今日听郑卫之音，呕吟感伤，扬激楚之遗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当时的贵族统治者对僵化凝固的雅乐似乎已经厌弃，而对清新活泼的俗乐却非常热爱。

　　然而，这对于推崇《韶》乐，极力维护周礼的儒家来说，则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虽然承认“故人不能无乐”，但却时时处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公开指责“郑声淫”，始终把“郑卫之音”看作是“靡靡之音”和“亡国之音”的代名词，认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因而视之为祸害无穷的洪水猛兽，要求人们好“雅颂之声”而“放郑声”，也就是远离，甚至摈斥“郑卫之音”。于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后来的历代贵族统治者一方面动用各种社会资源，不断“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另一方面则以“恶其乱”为由，千方百计摈斥“郑卫之音”。凡与雅乐向背的音乐，甚至一般民间音乐，均被崇“雅”者视作“郑声”而黜之。致使深受百姓喜爱的俗乐，长期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不过，一切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却并不是统治者轻易就能扼杀的。千百年来，俗乐与雅乐虽然泾渭分明，却也并非完全分隔，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一些俗乐虽然产生于民间，但因曲调优美动听，符合“中正平和”、“典雅纯正”的标准，也常被宫廷赏识并吸收使用。如《诗经-国风》中“周南”、“召南”的《采蘋》、《采蘩》等篇，本是民间乡乐，后在宫廷中就被用作房中乐，以及低于大飨一级的燕饮活动。大量事实证明，雅乐与俗乐之间这种联系和交流，不但丰富了宫廷雅乐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民间俗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