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十多年的起起伏伏，混战与被调控，以《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为代表的中国音乐选秀节目通过引进国外成熟模板的运作模式完成了又一次华丽转身，以精良的制作水准，密集的话题炒作，特别是“回归音乐本身”的节目定位，重新赢得了大众的热烈关注，成为日渐式微的“传统媒体”与网络时代新媒体的角力过程中成功逆袭的又一经典案例。

　　然而，就在我们津津乐道于乐坛唱将、草根歌手的深情演唱，专家评委妙语连珠的精彩点评以及现场观众忘情的泪水与喝彩的同时，总是有一些关于它的不和谐声音在耳畔响起。其实早在歌唱选秀类节目火爆之初，就有一些业内人士预见到了它将为中国流行音乐产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只是这些批评很快就像朋友圈中的信息一样，被在不断刷屏的海量资讯冲得无影无踪，有意无意地被人们所淡忘。可是最近，就连一些关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外国友人也沉不住气了，成功制造了多首网络神曲的老锣就撰文对于电视歌唱类选秀节目的火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文章甚至用了《中国的音乐文化正在被选秀节目吞噬》这样醒目的标题。情况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这些大众喜闻乐见、每个参与其中的名人新秀都名利双收、制片方投资方更是赚得盆满钵满的电视节目，貌似有百利而无一害，怎么会成了置中国流行音乐于死地的绝症呢？

　　我们还要从中国流行音乐的生存状态说起。这是一个命运坎坷，先天发育不良的行业。先是遭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禁锢，在市场经济初期又与盗版展开了惨烈的肉搏，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进入了新世纪，又与选秀节目狭路相逢。用文化记者王小峰的话说，“当数字化时代的商业模式初露端倪时，选秀给了唱片业最后一刀”。想一下，如果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重度发烧友，除了响遍神州各地广场街头的健身神曲，让你列举符合“中国原创、曾经令你感动、具有较高社会接受度”几个条件的近两年涌现出来的歌曲，两只手肯定是用不了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便是选秀盛行的结果，此类节目向来都是经典老歌的天下。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音乐生活中充斥着的都是选秀节目及其衍生产品。有人也许会说，我不需要也不喜欢现在的新歌，光听经典老歌和外国曲儿就够了。巴赫、贝多芬全世界听了几百年不是依然有那么多拥趸吗？作为单独的欣赏个体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个需要不断推陈出新，用“声音”来表达心声的艺术品种来说，这种不能发（新）声、无处发（新）声，进而无（新）声可发的局面不啻为一场灾难。

　　最新出炉的《2014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中的一些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报告》显示，截止2013年底，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的规模达到440.7亿元，实体唱片则为6.5亿元，仅为前者的1.5%。而同时，日本的实体唱片销售收入是数字音乐的四倍之多，德国也保持在三倍左右。作为世界最大的音乐市场的美国，实体唱片销售也达到了数字音乐市场的50%。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处于严重“畸形”的状态。尽管音乐的数字化发展是大势所趋，但就当下而言，唱片不仅仅是一种行将淘汰的传播媒介，更是处于音乐产业生产核心地位的音乐家们艺术创作最主要、最集中的呈现方式，同时还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整体艺术鉴赏水准以及对艺术家们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程度。还有一组数字，2013年中国音乐产业市场的总规模为2716.56亿元, 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这两家主要音乐版权经纪和管理机构的年收入总规模仅为约2.54亿元，这个比例与欧美国家比起来更是惨不忍睹。透过这两组数字的对比，中国音乐人当前生存环境之恶劣不言而喻。都在用音乐赚钱，而作为这个产业内容生产者的音乐人的权益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我们每天都离不开音乐，可你手机中的音乐有多少是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取的？明眼人都能看到这种状态是难以为继的。

　　为什么作为选秀节目源头的欧美和日韩等地，这些节目虽也受到追捧，却在没有招致类似的批评呢？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音乐产业的发展和电视节目的运作始终处于两个相对独立的轨道当中。国外的音乐产业有着深厚的传统、有着一整套独立而完善的运作机制和成熟而理性的行业准则。虽然也有鱼龙混杂的现象，但艺术标准始终是主导这个行业的最高标准之一。此外，每个从业人员的权益都通过相对健全的法律得到充分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欧美乐坛新人辈出、淘汰率极高，但处在收入排行榜顶端的始终是U2乐队、滚石乐队、保罗-麦卡特尼、麦当娜这些祖父祖母级的人物。面对如此实力雄厚、完善成熟的发展业态，作为小字辈的“电视选秀节目”很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像我们的流行音乐产业，先天发育不良，碰上一些风吹草动就会感冒发烧。

　　这让我想到了发生在澳洲的一段往事。在英国殖民者开发这片“处女地”之初的1859年，有好事者为了狩猎取乐，将从欧洲带来的二十多只兔子放养于自己的领地。怡人的气候、充足的食物，加之缺乏鹰、狐狸等天敌，这些兔子迅速像病毒一样在这块大陆上繁衍扩散开来，到1926年达到了100亿只的天文数字。澳洲人因此陷入了与兔子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这一物种首次登陆的一百年后，方以人类的胜利告一段落。而此时，不仅澳洲的农牧业生态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更使得几十个原生物种因此灭绝或濒于灭绝。几只兔子竟然酿成人类历史上如此巨大的生态灾难，恐怕是当时始作俑者所始料不及的。大自然因为人类违背它所定制的游戏规则，而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选秀节目正是啃噬中国流行音乐本就并不强壮的机体的那些兔子中的一只。平心而论，十多年来，歌唱选秀节目一直在努力进行着自我的优化与完善，从制造各种挑逗大众神经的新奇、怪异话题，到“回归音乐本身”；从清一色“高强响”的表演，到允许李建这样的抒情歌手在节目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所有的这些改变都是在其自身的逻辑话语体系内发生的，音乐的华丽外衣下，包裹着的是一颗电视娱乐节目的心。它首要追求的永远是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制作方会根据电视表现效果的需要毫不犹豫地对音乐进行各种修剪，哪怕违背音乐艺术的基本准则。这在各种音乐与电视联姻的案例中屡见不鲜，如假唱。如果你是歌唱选秀类节目的忠实观众，你一定看过其中少有的几场未经后期制作过的现场直播。台上歌手相比平常大失水准的表现会让你深刻地领悟到“音乐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有些歌手甚至能够“遗憾”到让听者不好意思的程度，还真是醉了。原来我们听到的那么多所谓“好声音”，只是制作方借助现代数字录音技术精心打造的“声音大片”。

　　在中国当下的音乐文化生态中，选秀节目成功的同时就意味着流行音乐产业的衰败。它的出现迅速挤占了流行音乐本就相当匮乏贫瘠的生存空间和资源——演出市场、媒体平台、听众、投资，并以一种粗放、低效的方式对其进行利用开发。选秀似乎打通了一条一夜成名的捷径。每天在电视中上演的一幕幕真实传奇，让无数心怀梦想的人心猿意马、趋之若鹜。可悲的是，这让大量处在选秀体制之外，踏踏实实进行艺术创作的音乐人的努力和坚持都显得毫无意义。虽然这些选秀选手中也不乏抱有音乐梦想的人，但是这种迅速成功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他们准备实现梦想所必须的沉淀积累、厚积薄发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如数家珍般列举出众多“乐坛新秀”的人名，却很难说出几首打动你的新歌。活跃在公众视野的是一茬茬新鲜出炉的选秀歌手和成功“进化”成为导师的旧人，但他们靠的不是艺术上的创新，而是在节目中获得的人气。如此走马灯似地换“人”，让中国流行音乐的“气”散落成了一地鸡毛。

　　自然界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我们认识文化发展的问题，这在文化学研究当中早已成为共识。而且，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特有的轨迹，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更不可能像科学技术那样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太平盛世、经济富足固然能够催生出名篇佳作，颠沛流离、困苦逆境也往往是孕育的文化艺术传世经典作品的土壤。任何违背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拔苗助长和外力介入都将引发原来机体的病变。可惜的是，我们当前在分析处理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时，还没有摒弃那种单一进化论色彩的简单视角，学会采用辩证多元的思维模式。这使得历史悲剧依然一次次地重演。放眼开去，躺枪的不仅仅是中国流行音乐，“跑偏”似乎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通病，“山寨精神”不断受到获得即时利益的公众的追捧。而文化艺术本该坚守的原则，在一次次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运作中被消解殆尽。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前述批评对选秀节目那些听起来有些耸动、绝望的观点。它本质上，与选秀无关，而是出于对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生态的关切与忧虑。从现阶段来看，“选秀癌”对于中国流行音乐之殇并没有可医治的良药。但我们也没有必要悲观到其就此消亡的地步，只是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能带病生存，等待起死回生的一天。

　　作者：张萌（1973-），音乐学博士，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曾任职于河北师范大学、北京《音乐周报》社、新浪网等单位。长期从事世界音乐领域方面的研究，撰写有《悲玄之音——论日本邦乐的审美特征》、《武满徹音乐创作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等论文。因工作关系，每年参加、观摩近百场有关中国当代音乐创作、表演以及音乐学术研究领域的音乐会及研讨会等活动，如近年来连续参加北京现代音乐节、北京电子音乐节、上海国际音乐节、上海电子音乐周等活动，撰写的乐评文章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人民音乐》、《钢琴艺术》、《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音乐周报》、新浪网、搜狐网等媒体。